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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发现迄今最大商代晚期铸铜遗址,那时的工艺已登峰造极!



,河南安阳发现迄今范围最大的商代晚期铸铜遗址,已发掘的4000平方米区域内,发现多处集溶铜、浇铸、打磨加工为一体的独立铸铜作坊,并出土一批大型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和铸造陶范、陶模。考古证实,河南安阳辛店遗址是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的商代晚期铸铜遗址。


辛店遗址内发现的陶范堆积坑


辛店遗址内发现的大型取土坑

辛店遗址内发现的陶范堆积坑


《殷商史》一书中提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的造型、装饰纹样和铸造技术综合绘画、雕塑及工艺美术于一身,以其器类的繁多、造型的变化、纹饰的精丽、铭文的优美以及铸造技术的独到、礼器功用的特殊,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美术史以及古文字学的重要分支。



殷商时代青铜铸造



殷商时代铸造的大批精美的青铜器,乃是古代中国先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大批青铜器物的出土,不光再现殷商青铜时代的风貌,还展示出殷商匠人于青铜冶铸技术方面所达到的高超水准。


探讨殷商青铜冶炼及铸造的工艺,对揭示古代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极具重要意义。过去治冶金史者对考察青铜铸造工艺多有偏重。随着铸造作坊的发现、采冶遗址的发掘、研究方法的进步、探索手段的更新、模拟实验的进行等等,为深入研究古代冶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研究成果填补了冶金史上的某些空白。



青铜头盔——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4号大墓出土


殷商青铜器的主要金属成分是铜与锡,铜与铅或铜与铅、锡的合金,一般称为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从测定结果看,各个时期的不同器物在合金比例上并不一致。商代早期的一件青铜爵经测定含铜92%,含锡7%。

另一件青铜锛则含铜98%,锡只占1%。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的商代中期青铜礼器中,有的含铜81%—88%,含锡5%—8%,含铅1%—6%;有的含铜71%,含铅则高达21%—24%。河南安阳殷墟西区出土的40多件青铜器,无论是礼器或兵器,都有铜、铜锡、铜铅、铜锡铅等四种情形,不过,就青铜礼器而言,似乎年代愈晚,以铅代替锡的趋势就愈明显。

殷商青铜器所含的微量元素的测定表明,各地铸造铜器的原料多取自附近的含铜矿脉,如镇江附近殷商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铜块中,就含有较大比重的铅和微量的锑,与中原青铜器的铜料不含锑及含铅量低的情况有明显不同。

殷商时代青铜器的制作为范铸。殷商时代的都邑遗址内发现有铸铜作坊遗址,作坊遗址内出土有数量可观的陶范、坩埚块、木炭、小件铜器的铜锭、铜渣等。这些作坊遗址的发现表明,殷商王室及诸侯所用的青铜器大多是就地生产的。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殷商早期铸铜作坊内,熔铜的坩埚系用草拌泥制成。陶范与铜器一致,均为素面。出土铜爵据电子探针测定,含铜92%、含锡7%,铜锡比例与河南郑州二里冈期青铜器的配比接近。

郑州商代遗址发现的两处铸铜作坊,分别在城南的南关外和城北的紫荆山北地。熔铜工具除有草拌泥制作的坩埚之外,还用外敷草泥的陶质大口缸或大口尊。不过从大型青铜器的发现来看,应该有使用熔铜炉的可能。不少陶范上都刻有花纹。这两个作坊除了生产青铜礼器以外,南关外铸铜作坊中出土有不少青铜钁,紫荆山北地的铸铜作坊内则有不少刀、镞,因此它们被认定是铸铜手工业中出现分工迹象的反映。

河南安阳殷墟的苗圃北地,则是古代规模较大的铸造场所。此地点发现了体积较大的熔铜炉、大批陶范及与铸铜有关的工具和用具。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出土的熔铜炉如果依据残壁的弧度推算,直径大约在60—70厘米。

另外还有一种土坑式的熔炉,其直径达到1米,深也有0.5—1米。以如此大型的熔炉熔铜,与当时铸造大型青铜器的情况是相适应的。在苗圃铸铜遗址还发现有与铸铜相关的居址、窖穴、水井、祭坑、烘范窑以及道路、工作台面等遗迹。作坊遗址出土的陶范数以万计,其中一部分陶范尚可以拼对成套。从陶范的型腔可知,它们有铸造礼器的,也有铸造乐器、工具、兵器、车马器及其他装饰物品的。


青铜兵器——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4号大墓出土


在铜器铸造方面,由于在郑州和安阳都发现有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铸铜遗址,而且铜器本身也保存有某些铸造痕迹,由此可以对当时的铸造工艺作出一定的判断。铸造青铜器的模具有陶范、石范和金属范几类。陶范的原料主要是黏土和砂子,一般是就地取材。由于陶土耐火度高,易透气,来源又方便,所以各地作坊都普遍使用,成为中国青铜时代铸造工艺的一大特点。

造形简单的工具用单范或双合范就可以铸造,一范可以多次使用。青铜容器则需要复合范铸造,一套模具只能铸造一件器物。石范在夏县东下冯遗址、清江吴城遗址等地都有发现,数量不多,而且是铸造刀、镞等小件器物的模具。至于金属模具是用铜范,日后发展有用铁范。

殷商时代铸造一件青铜器物需要经过塑模、翻范、烘烤、浇注等一整套的工序。把即将准备铸造的器形先塑出泥模,在泥模上翻出外范,在泥模或外范上雕刻所需的花纹,然后在泥模上削出范芯或者另外再制作范芯,范芯与外范之间的距离,就是浇注后铜器器壁的厚度。

为了防止陶土干燥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缩裂和变形,在陶土中黏土和砂的成分配比要合适。外范和范芯在阴干、晾晒后,组合放入烘范窑中烘烤,使之脱水和定型。经常是出窑后趁热进行浇铸。大型的器物需要挖坑固定,用槽注法浇注。一次浇铸完成的,俗称浑铸法。


比较复杂的器形则先铸附件、后铸器身,或先铸器身,然后将附件铸接上去,称为分铸法。殷商铜器已经使用分铸法,而一般采用合范方法铸造,范的多少则视器形而定。殷商早期的铜爵是由两块腹范和一块里范、一块底范以及一块芯座合范浇铸的。

而到了殷商晚期,铜爵则需用16块外范。殷商中期除能够铸造大型器物外,已经能够用分铸的方法,将一些器物的附件预先铸好,再和主件铸接在一起,例如卣的提梁就是另行铸造的。

殷商晚期铸造技术则有更高的发展,像著名的司母戊方鼎的鼎身和四足就是整体铸造的,而鼎耳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安模、翻范、浇铸而成,根据它的体积和重量估算,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公斤以上,冶铜时必须有较大的熔铜炉,并且有可能采用经地槽流注的方法进行浇铸。通过对殷商青铜器中铜、锡、铅合金成分的研究,可知其与《考工记》所载之“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钟鼎之齐”大体相近。

从殷商时代铜工作坊规模之宏大、炼铜技术之高超、器物制作之精美、种类之繁多、花纹之复杂、制范技术之纯熟,都可看出殷商生产技术及青铜器铸造的水平。

殷商时代晚期还发展了铜镶玉的技术,例如妇好墓出土的玉援铜戈即是将玉戈援纳入铜内的陶范中铸成。藁城等地发现的铁刃铜钺也是采用这种技术铸成的。

此外商代遗址中还曾出土金块及小片金片,可知当时已有黄金并有熟练的冶金技术。


殷商铜器出土研究



殷商铜器的发现应该很早,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叙》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所谓“鼎彝”,就是古墓随葬的青铜器。到北宋时期,金石学发达,青铜器的著录即始于此,《考古图》中著录的得自邺郡河亶甲城的几件铜器,大概就是河南安阳殷墟所出土的。

有清以来,发现日多,清廷内外都有不少收藏,也见于各种图录。清代末年,盗掘之风日炽,殷商铜器大量拥入市肆,外国人也趁机收购,遂使很多重要的铜器流散到海外。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安阳殷墟。1929年成立考古组,具体领导殷墟的发掘工作。从1928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共发掘15次。其中关于殷代帝王都城即小屯村的发掘12次,关于殷代王陵即西北冈的发掘3次。此外关于小屯村附近,殷墟范围内各遗址的发掘,还有12个地方。

傅斯年、伯希和、梁思永在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4号大墓


这十年的殷墟发掘,在我国现代考古学上极为重要。它不但结合文献记载和小屯文化的层位关系,确定了这一带乃是商朝后期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273年间的都城,而且还发现了殷王朝的宫殿遗址和帝王的大墓。殷墟发掘出土的商代铜器,也可以确认属于殷商晚期,从而成为研究商代铜器的基础。

以后,随着商代早期、中期遗址的发现,又得到了一批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铜器,建立起殷商铜器的发展序列,从而加深了对殷商铜器的认识。今日已发现的商代铜器的分布范围,包括北自内蒙古、南至湖南、东起山东、西达陕西的如此广袤的地区。其中以中原河南发现最多,也最为重要,这里乃是殷商王畿所在,而周边地区的商代铜器,则是殷商时代各个方国的遗存。

清代以降,金石学家对传世的商代铜器作过考释与研究。先是罗振玉收集商代铜器铭文编成《殷文存》,续有容庚对商代铜器做综合研究,编写《商周彝器通考》。李济先生在台湾整理殷墟发掘的报告和研究工作,李济总编辑的《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有李济、万家保著的《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殷墟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殷墟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殷墟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殷墟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之研究》,对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之器形、纹饰和铸造工艺进行了分析研究。

此外万家保另有《殷商青铜盔的金相学研究》,张光直、李光周、李卉、张充和有《商周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黎东方也有一《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之年代学资料》,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则编辑《商周青铜器纹饰》。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460多件各类铜器,郑振香、陈志达编写的《殷虚妇好墓》,则对此墓所出器物详加介绍。此外,在商代铜器的合金成分和冶铸技术方面,也都有专题研究。对商代铜器的形制、纹饰、分期和铭文考释也发表过不少论著。

妇好鸮尊


商代青铜器可分作早、中、晚三期。早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晚期所出铜器为代表,其年代上限相当于成汤时期。但早期青铜器发现得比较少,器形有爵、斝、戈、刀、镞、锥、锛、凿等。青铜礼器仅有一二种,胎质较薄,铸造粗糙,既无花纹,也无铭文。也有铜牌以绿松石镶嵌出纹饰,显示出早期较高的技艺水平。

中期以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和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所出的青铜器为代表,其年代大致相当于仲丁至盘庚迁殷以前。中期青铜器出现较多,礼器的种类也有增加,有鼎、鬲、觚、爵、斝、卣、罍、盘等,此外还有兵器、工具。此一时期的青铜礼器胎质仍薄,花纹也简单,只有单线条的花纹带。但已能铸造出像郑州遗址发现的高达1米的大方鼎样的大型器,已表现出相当高的铸造技术水平。

晚期以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年代则由盘庚迁殷直至商末。这是殷商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期,大量铜器被发现,年代也较为可信。此一时期的青铜器有很多新的器类,器形也有明显的变化,青铜礼器一般比较厚重,花纹也较繁缛,并且开始出现铭文。

“戍嗣子鼎”铭文


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上至今尚未见有铭文。大约到商代晚期时,青铜器上才开始出现铭文。早期铭文仅有少数几个字,而且大都是族徽图像、人名或是父祖名,如妇好之类。

到殷商末年始有较长的铭文出现,最长有三四十字的,内容大抵是因受赏赐而为父辈作器。出于安阳后冈祭祀坑的“戍嗣子鼎”上有铭30字,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所知殷商青铜器铭文最长者。传出于山东梁山的“小臣艅犀尊”有铭27字,内容记帝辛十五年,王来征人方,赐小臣艅贝,其关系到殷商末年商王朝同人方间的征伐战争。有明确纪年的铜器关系到殷商青铜器的编年,是很重要的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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