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現在是一個熱門話題，如何理解絲綢之路，學者、政治家、一般民衆各有各的看法，即便是學者，因爲所學專業不同，出發點各異，所以觀點也有很大的不同。我們沒有必要讓大家的觀點一緻，但是，對于有關絲綢之路的一些誤解，則是需要加以辨明的。而這些誤解的産生，大多數是因爲隻是從某一時點、某個地域來看絲綢之路。對于這樣一個溝通舊大陸的交通道路，而且包含海上和陸上的東西交往通道，我們需要用宏觀的視野來觀察。本文則隻限于讨論公元前2世紀到8世紀的陸上絲綢之路，希望從歐亞大陸的視野下，來觀察曆史上的絲綢之路，把不同時期的興衰、特征加以概括。絲綢之路的内涵廣闊，這裏更多地是從溝通與貿易來加以叙述，間或涉及政治、文化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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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羅馬、帕提亞、貴霜之間絲綢之路大國貿易的建立
雖然在漢代以前絲綢之路就已經存在，北方遊牧民族一直推動着東西方物品的交換。但現存的零星記載和考古發現，還不能讓我們構建出當時絲綢之路的總體圖像，因此，具有一定規模的絲路貿易，應當從漢代說起。早在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裏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就把漢代中國和中亞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間的以絲綢貿易爲主的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英文作the Silk Road），顯然是很有見地的。到了1910 年，德國曆史學家赫爾曼（A. Hermann）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定義爲中國古代經由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雖然經過一百多年的讨論，絲綢之路從時空兩個方面都有很大的外延，但其基本定義應當說是沒錯的，我們今天讨論的歐亞大陸上的陸上絲綢之路，仍是在這個基本定義的範圍内。
爲什麽“絲綢之路”以漢代爲開端，這固然是因爲漢武帝時張骞通西域，史稱“鑿空”，也就是首次打通中國與西部世界的聯系，開始了貿易往來。更重要的原因，是從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後2世紀，沿着歐亞大陸的交通幹線，自東向西有四大帝國并列其間，即東亞的漢朝（前206—220）、中亞的貴霜（約30—226）、西亞的帕提亞（安息，前3世紀中葉—226）、歐洲的羅馬（前30—284）。在公元前後，四大帝國都處在國勢昌盛的時期，積極向外擴張，彼此交界，使東西方世界得以直接聯系起來。
各個帝國中間，都有完善的交通驿路。我們從居延、敦煌發現的漢代《傳置道裏簿》木牍上，可以看到從漢帝國的都城長安，到邊塞城市敦煌，每一個傳置（驿站）和相互之間的道裏數，而出敦煌後，沿着長城和障塞，道路一直通向羅布泊的樓蘭王國，然後分向南北，進入西域南北道。月氏西徙，占領大夏（Bactria，巴克特裏亞）之地，逐漸統一各個分裂小邦，最後由貴霜翕侯建立貴霜王國，東西南北拓地，成爲1世紀時的中亞帝國。貴霜帝國除有跨越帕米爾高原的道路通向塔裏木盆地的綠洲王國外，還從都城犍陀羅（Gāndhāra）開通了到印度西北海岸的重要港口婆樓割車（Barygaza，在古吉拉特）的道路，從而與印度到羅馬的海上通道相連。帕提亞王國從都城和椟城（Hekotompylos）到小亞細亞的以弗所（Ephesus）有“禦道”溝通，東部則自巴比倫到巴克特裏亞有驿道，設置驿站和旅館，供使者和商人換馬或休息。羅馬帝國也有發達的交通網絡，海道可以直達印度。
漢文史料比較豐富，可以看出當時絲綢之路的一些情況。公元前138—前126年張骞第一次出使，隻是把道路開通，因爲中間被匈奴俘虜，所以談不上貿易。當公元前119年張骞第二次出使烏孫時，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說：
天子以爲然，拜骞爲中郎将，将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赍金币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諸旁國。……其後歲餘，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于是西北國始通于漢矣。
這個三百人的使團帶着大批價值昂貴的金币、絲綢，顯然目的不隻是外交，而是要與西方各國做買賣。所遣之國最遠到西亞的安息，即帕提亞王國，還有南亞的身毒（印度），而主要是中亞的大宛（今費爾幹納）、康居（今烏茲别克斯坦塔什幹一帶）、大月氏（巴克特裏亞地區）。史稱與張骞副使返回長安的，有中亞的大夏之屬。
《史記·大宛列傳》繼續說：
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于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可見從張骞第二次出使之後，漢武帝派出的使者最遠到達奄蔡（Ossetes，今高加索）、犁靬（羅馬帝國）、條支（叙利亞）地區。而且使團的規模大者數百人，小者也有百餘人。派遣的頻率很高，一年中多者有十餘輩，少者五六般，數年往返。
《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也有類似的記載：
初，武帝感張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于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
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嘗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鹹尊漢矣。
這裏所說可與《史記·大宛列傳》互補，西域諸國因爲直接受到北方匈奴的威脅，所以對待漢使和匈奴使者不完全相同，這段來自《史記》的話，也有司馬遷批評武帝遣使西域的意思，但卻透露出不僅漢朝此時與中亞諸國直到安息之間從事大規模的貿易交往，而且北方的匈奴也繼續做着同樣的買賣。《漢書》所增加的，主要是說呼韓邪單于入朝漢後（前49），匈奴衰弱，中亞諸國才對漢朝使者不那麽苛刻。也說明到漢宣帝時，漢朝與中亞、西亞的貿易持續不斷。
西漢末，王莽亂政，中原動亂，與西域聯系一度中斷，匈奴重新控制西域。到東漢初，班超經營塔裏木盆地西域諸國，漢與西域的聯系時斷時續。和帝永元六年（94），班超平定西域南北道，于是永元九年（97）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記載：
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赍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這裏的條支指叙利亞的安條克（Antiochia），大海一說指紅海。安息（帕提亞）人極力誇張大海難渡，阻止甘英與羅馬溝通，這顯然有着經濟的考慮，就是要由自己來承擔絲綢等貨物的中轉貿易，賺得貨物轉販過程中的高額利潤。從現存的漢朝和羅馬的史料來看，也的确沒有中國與羅馬直接貿易的任何記載，雖然雙方的物品都抵達了對方的領地。
敦煌懸泉置出土的漢簡，也印證了兩漢與中亞、西亞各個國家交往的史事。這批漢簡的年代，最早者爲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最晚者爲東漢安帝永初元年（107），所記錄的往來使者，有來自蔥嶺以西的大月氏、康居、大宛者，有天山南北的烏孫、疏勒、姑墨、龜茲、焉耆、車師、于阗、莎車、精絕、樓蘭（鄯善）者，最遠的大概是西亞的烏弋山離的使者。有的使團人數逾千，攜帶有駱駝、馬匹，甚至獅子，既是外交使團，又做朝貢貿易，與《史記》《漢書》《後漢書》的記載相吻合。
羅馬爲了繞開帕提亞，同時海上的交通運輸費和過境費的成本都要比陸路少得多，所以在公元前1世紀後半葉季風規律被發現和利用以後，羅馬帝國開通了從紅海直航印度西海岸的海上貿易通道。
羅馬與印度之間的貿易，使得大量羅馬錢币流入印度，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79）在《自然史》中指出：
最低估算，印度、賽裏斯（Seres）和阿拉伯半島每年要從我國帶走一億枚塞斯特斯（sesterce）銀币，這是我們的奢侈品和婦女花費的總額。
1世紀中期的佚名著作《厄立特裏亞海航行記》記載，印度西北海岸的港口婆樓割車（Barygaza）和馬拉巴爾（Malabar）海岸諸港口曾進口大量羅馬錢币。考古發現也證實了這些文獻記載，據統計，印度半島迄今出土的羅馬錢币總數大約有8000枚，其中包括1200餘枚金币和接近7000枚銀币，以及少量銅币。貴霜王國崛起後，到了2世紀中葉的迦膩色伽一世（Kanishka I）統治時期，勢力最盛，領土包括阿姆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的大部分土地，從塔裏木盆地綠洲王國轉運而來的中國貨物，可以經犍陀羅地區南下，越興都庫什山（Hindu Kush），經呾叉始羅（Taxila）到達印度西海岸的港口，再乘船前往羅馬。貴霜的參與，使得羅馬與印度的貿易中心向印度西北海岸移動，而貴霜的商人很可能也參與到印度洋的海外貿易當中，這可以從位于亞丁灣與印度洋的交接處索科特拉島（Socotra）發現的貴霜使用的大夏文和佉盧文題銘得到印證。
總起來看，由于漢、貴霜、帕提亞、羅馬各個大國在勢力達到一定範圍之後，都積極推動對外貿易，漢與貴霜、帕提亞之間，貴霜與漢、羅馬之間，帕提亞與羅馬、漢之間，羅馬與印度、貴霜、帕提亞之間，都存在着一定規模的貿易往來。而由于大國作爲這種貿易的堅強後盾與有力支撐，所以這個時期的貿易更多地是以官方貿易、長途貿易的方式進行，其貿易團隊往往動辄數百人，甚至上千人，交換物以高檔的奢侈品、絲綢、金銀貨币爲主。不能排除當時有個體或家族商隊從事絲路貿易，但他們往往也被視作是某個國家的貿易使團。
到了2世紀末3世紀初，随着絲綢之路上的四大帝國走向衰落，戰亂頻仍，阻斷絲路的暢通；絲路上興起一些新的國家、民族，除了收取過往的商稅之外，也逐漸參與到絲路貿易當中；大國貿易被分割，舊有的貿易格局也不複存在。
中古時期絲綢之路貿易的重建——粟特商人的貢獻
3世紀以降，大國衰亡，給絲綢之路上的小國提供了生存發展的機會，中亞地區，不論是西北印度、吐火羅斯坦、粟特地區，還是塔裏木盆地，形成大大小小的王國，雖然北方匈奴帝國衰亡以後，又有鮮卑、柔然、突厥汗國相繼稱雄漠北，但曾經控制中亞的柔然和突厥，對于綠洲王國采用匈奴式的征收賦稅，而不是直接占領。薩珊波斯王朝（224—651）、印度笈多王朝（319—500）雖然都曾把勢力深入到粟特地區和吐火羅斯坦，但也都沒有斷絕這些王國的王統。從北方南下的嚈哒（Hephthalites）在4世紀後期曾征服粟特地區，最後定居在巴克特裏亞，成爲中亞的強國，但其他小國仍然存在。552年，新興的突厥滅柔然汗國；558年又和薩珊波斯聯合滅嚈哒，以阿姆河爲界，瓜分其領土。中國從220年開始三國時代，以後雖有西晉的短暫統一，但很快分裂爲十六國和南北朝，直到589年隋滅陳，重新統一中國。618年唐朝建立後，很快向西域擴張勢力，到658年滅西突厥汗國，蔥嶺東西、天山南北各國及各部，都歸于唐朝羁縻統治之下，但各個綠洲國家并未滅絕。與此同時，阿拉伯人興起于阿拉伯半島，向東征服，651年滅薩珊波斯，進入粟特地區，但并沒有直接占領。661年立都大馬士革的倭馬亞王朝積極擴張領土，到8世紀初，阿拉伯占領粟特核心地區。751年阿拉伯軍隊與唐軍在怛羅斯會戰，唐朝敗北。随之而來的是755年唐朝發生安史之亂，唐軍隻在塔裏木盆地堅守，而阿拉伯勢力也沒有越過蔥嶺。
在大國紛争、戰亂頻仍的歲月裏，官方的貿易商隊往往會被敵對方劫掠，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中亞粟特商隊開始出現在絲綢之路的地平線上。因爲粟特商隊不是官方貿易使團，所以曆史文獻中沒有正式的記錄，但我們把零散的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結合起來，仍然可以清理出3世紀中葉到8世紀中葉粟特商人在絲綢之路上活躍的情形。以下大體按照年代先後，闡述粟特商人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活躍情形。
三國曹魏明帝太和年間（227—232），倉慈出任敦煌太守，抑制欺辱“西域雜胡”的當地豪族，商胡“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辄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其中的“西域雜胡”應當包括來自粟特地區的商胡，這種說法應當是有道理的。由此我們知道，他們以敦煌爲根據地，有的前往洛陽興販貿易，有的由此返回家鄉，表明從粟特到敦煌，再到洛陽，存在着一條粟特人的經商道路，而這種遞進式的經營方式可以得到粟特文古信劄的印證。
所謂粟特文古信劄是斯坦因（A. Stein）在敦煌西北長城烽隧下面發現的一組粟特文書信，目前已經完整解讀出第1、2、3、5号信劄的内容，所記是4世紀初從撒馬爾罕（康國）來的一個粟特商團，以涼州武威爲大本營，派出商人前往洛陽、邺城、金城（蘭州）、敦煌等地從事貿易活動，還沒有完整翻譯的第6号信劄提到粟特人要去樓蘭進行貿易的事情。雖然由于西晉末年中原的動亂，使得在洛陽經商的粟特人蒙受了沉重的打擊，但通過這組信劄，我們可以知道他們從撒馬爾罕來到中國的河西走廊東部，以一個大本營（武威）爲基地，四處派出商團倒賣貨物的經營方式，以及經營的貨物品種——香料、藥材、布匹、絲綢、谷物等。
粟特文古信劄對粟特商團的記錄，也得到其他相關地點的考古資料的印證。斯坦因在羅布泊西北樓蘭古城遺址中，曾發掘到一些粟特文木簡，年代與粟特文古信劄一樣古老，屬于4世紀初的遺物。大谷文書6117号粟特文殘片很可能是與李柏文書（寫于328年）同出于樓蘭遺址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與其中四件粟特語木簡同出于一個遺址的L.A.I.iii.1号漢文木簡上，記有“建興十八年（330）三月十七日粟特胡樓蘭（中殘）一萬石錢二百”的出入帳目，時間恰好與上述粟特文木簡的年代吻合。從帳目所記一萬石的交易數量來看，這裏的粟特人當不在少數，他們應當就是和武威粟特商人有聯系的群體。
再往西就是尼雅遺址，1994年中日共同尼雅遺迹學術考察隊在尼雅93A27遺址發掘出一個用毛繩捆紮起來的小紙包（編号93A27F1:3），内容是一封粟特語書信，年代應該是在3世紀後半到4世紀初，紙包中是一些粉末狀的物品，或許是書信作廢以後，用來包裹某種香料。93A27遺址曾發現帶有漢文“鄯善都尉”印的佉盧文木簡，推測可能是驿站的一個附屬機構或客館之類的地方。此外，斯坦因從尼雅發掘的另一件佉盧文書（Kh.35）說道：“目前沒有商賈從中國來，因此現在不必去清查絲債。……當有商賈從中國過來時，再行清查絲債……”這些從中國來的商人應當會帶來絲綢，可以幫忙清理絲債，而這些商人或許就是帶來絲綢、香料的粟特商人。
絲路南道再向西，就是于阗。斯坦因在安迪爾（Endere）發現的一件佉盧文契約文書（No.661），其中買賣的一方是粟特人Nani Vandhaga（意爲娜娜女神之仆）。這件用于阗王紀年的佉盧文書的年代衆說紛纭，大體應當與尼雅出土的佉盧文書年代相距不遠，因爲4世紀以後，包括安迪爾的于阗王國就使用于阗文作爲日常生活用語了。前人還指出，這裏的粟特人Nani Vandhaga 的名字，與敦煌發現粟特文第2号古信劄的發現人Nanai-vandak 同名。雖然不能說兩者就是同一人，但娜娜女神是當時早期來華粟特人的共同信仰，兩者的年代應當相距不遠。這件契約文書，證明了粟特商人也在于阗經商販易。
從于阗向西，經渴槃陀（又作漢盤陀、喝盤陀，今新疆塔什庫爾幹），經瓦罕山谷，越帕米爾（蔥嶺）高原，到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上遊。德國和巴基斯坦兩國的考古學者20世紀七八十年代曾沿着印度河上遊的古代絲綢之路進行考古調查，在奇拉斯城（Chilas）、夏提歐村（Shatial）、洪劄（Hunza）等地，發現超過六百條粟特文題記，表明有來自粟特地區塔石幹（Tashkent）的石國人、弭秣賀（Maymurgh）的米國人、片吉肯特（Panjikent）附近的Farn-mēthan人、瑟底痕（Ishtikhan）的西曹國人、撒馬爾幹（Samarkand）的康國人、屈霜你迦（Kushanika）的何國人等，年代在4至6世紀。
這些題記表明粟特商人經巴克特裏亞，南下與印度人貿易。同時其中有一條題記記載，也有人從這裏出發，去向蔥嶺以東的渴槃陀，使得粟特商人的貿易路線，與于阗相接。由于北方有柔然的威脅，所以早期來華的粟特商人，顯然選擇的是塔克拉瑪幹沙漠南緣的絲路南道向東前進，從于阗、尼雅、樓蘭到敦煌。
相對來講，塔克拉瑪幹沙漠北緣絲綢之路上的粟特商人要稍遲一步。大概從4世紀中期以後，或許更晚的時間裏，龜茲壁畫上出現粟特商人的形象。焉耆地區也曾發現可能是4—5世紀的粟特銀器。這也可能是現存材料的缺乏之故，而出土文獻較多的吐魯番，提供給我們更多的信息。
吐魯番安樂城出土的《金光明經》題記證明，430年時高昌城東就有一所地标性的胡天祠，根據粟特商人在絲路沿線建立的殖民地中往往設立祆祠的慣例，此時的高昌城東應當有粟特人的聚落。麹氏高昌國時期（502—640）的《高昌内藏奏得稱價錢帳》，是一件高昌市場上征收商稅的記錄，在整個三十多筆交易中，買賣雙方主要是康、何、曹、安、石五姓的粟特人，賣者當來自西方，買者在高昌本地，但雙方都是粟特人。買賣的商品有金、銀、絲、香料、郁金根、硇沙、銅、鍮石、藥材、石蜜，除了絲之外，大多數是西方的舶來品，而且都是大宗交易。這件文書反映了粟特人在高昌地區進行貴金屬、香料、絲綢等貿易的情形，從西方來的粟特商人把大宗貨物運載到高昌，由高昌的粟特商人買下來，再分散或整批運至河西或中原地區興販，生動地反映了粟特人的商業運作模式，與粟特文古信劄等材料所記相吻合。
正如古信劄所記錄的那樣，敦煌以東也是粟特商人的貿易天地。第2号信劄所記粟特商團的大本營武威，就是一個重要的據點。第5号信劄也說明，4世紀初武威是粟特人貿易集散中心，他們把轉運貿易的貨物貯存在那裏，并派商人四處轉販。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北史》卷九七《西域傳》“粟特國”條的記載：“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魏克姑臧，悉見虜。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诏聽焉。”可見，北魏滅北涼、攻占其首都姑臧時（439），掠走了大批居住在武威的粟特商人，把他們安置在北魏都城平城（今大同）及其附近地區，以粟特人的财富充實都城地區。到452年後不久，粟特王特意遣使來贖這些粟特商人，表明這些粟特商人對于粟特本國的重要性，也透露出他們的絲路貿易不能斷絕。
涼州武威因爲是河西首府，所以聚集的粟特商胡最多。史籍記載：“後魏安難陀至孫盤婆羅，代居涼州，爲薩寶。”大概與此同時，涼州還有被北周皇帝封爲涼州薩保的史君，而同樣是北周末年的同州薩保安伽，也出身涼州。一個薩保代表一個胡人聚落的存在，而一個聚落源自一個數百人的粟特商團，可見北朝末年，武威粟特人勢力之盛，這也就是安興貴、安修仁兄弟能夠易如反掌地消滅涼州李軌政權，把河西土地獻給新興的唐朝的原因。
近年來在北周長安城東郊陸續發現粟特首領康業、史君、安伽等人的大型墓葬，表明粟特人在長安擁有的勢力。《通典》卷一四六《樂六》“龜茲樂”條記：“周武帝聘突厥女爲後，西域諸國來媵，于是有龜茲、疏勒、安國、康國之樂。帝大聚長安胡兒，羯人白智通教習，頗雜以新聲。”表明當時北周的宮廷中，也有大量從事音樂、舞蹈的胡人。《周書》卷二二《柳慶傳》記載，雍州有一胡人家被劫，其原因應當是他們身爲商賈而較爲富裕的緣故。作爲當時北周的都城，長安一定是粟特貿易之路上的一個重要的支點。
洛陽是粟特商人在中原販易的另一個重要支點，上舉《三國志·魏書·倉慈傳》就提到“欲詣洛者，爲封過所”，表明粟特商人很早就到達這裏，并把這裏作爲一個貿易目的地。粟特文古信劄證明，西晉末年武威的粟特商人也前往洛陽經商。494年，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這裏再次成爲北方中國的中心，外來商人更加不斷。《洛陽伽藍記》卷三記：“自蔥嶺已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這裏面當然有粟特商人。
東漢末，曹操封魏公，居邺城，邺城的地位在三國時十分重要。粟特文古信劄提到的最東面的經商地點是邺，說明粟特人很早就曾到過此地。到了東西魏分裂，邺城成爲東魏、北齊的都城，北齊粟特胡人帶來的胡化之風爲史家津津樂道。北齊職官中有京邑薩甫、諸州薩甫，薩甫即薩保，是胡人聚落首領，可見胡人在北齊的勢力之強。安陽曾出土粟特石棺床，圍屏上描繪着粟特首領出行、宴飲等圖像，有人推測這可能來自一個薩甫的墓葬。
粟特商人還幫助北齊做跨國貿易，如《周書》卷五○《吐谷渾傳》記，西魏廢帝二年（553），以青海爲中心的吐谷渾國“又通使于齊氏，涼州刺史史甯觇知其還，率輕騎襲之于州西赤泉，獲其仆射乞伏觸扳、将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騾六百頭、雜彩絲絹以萬計”。這個吐谷渾國派往北齊而返回的使團，顯然同時也是一個商隊，首領是吐谷渾仆射乞伏觸扳和将軍翟潘密，而隊伍的主體是商胡。這支從北齊來的商隊在涼州附近被西魏軍隊偷襲成功，俘獲商胡240人，駝騾600頭、雜彩絲絹以萬計，可見是一個頗有規模的商隊，因爲除了被俘商胡外，應當還有逃散的商人和駝馬，包括一些絲綢織品。
魏晉南北朝時期，粟特商人的足迹也進入中國南方地區，一條路是經襄陽南下。僧祐《出三藏記集》所收《漸備經十住胡名并書序》記載：東晉甯康元年（373），涼土沙門慧常将《漸備經》寄托涼州“互市人康兒”，由其“展轉送至長安”。這位康國出身的粟特胡商在太元元年（376）五月把經本送到長安。太元二年十月初，長安僧人安法華把此經送至長安的“互市”機構，再由“互市人”送往襄陽。由此可以複原出從姑臧到長安、再到襄陽，粟特互市商人轉輸物品，往來貿易的情形。長安僧人安法華，顯然是安國出身的粟特人，他在長安擔負着轉輸佛典的任務，當然在長安，也一定有轉輸貨物的粟特商胡。
另一條進入南方的路是從河西走廊經松潘地區南下，到成都，然後順長江而下，可以直到東晉、南朝的首都建康（南京）。因爲南朝與北方的鮮卑政權往往處于敵對狀态，所以這條道路的西北樞紐，是青海的吐谷渾國，可以不經北方政權占領的河西走廊，而經青海湖西行，翻過阿爾金山到西域鄯善地區，再西行于阗，或北上高昌。
《續高僧傳》卷二六《釋道仙傳》記：“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爲業。梁周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故其所獲赀貨，乃滿兩船，時或計者雲：直錢數十萬貫。”後來皈依佛門，将所獲珍寶沉入江中。又《隋書》卷七五《何妥傳》記：“西城（域）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蕭﹞紀，主知金帛，因緻巨富，号爲西州大賈。”何細胡顯然是粟特何國出身的一個商胡，應當也是通過吐谷渾道而進入蜀地的。
粟特人“利之所在，無所不到”，除了進入西域綠洲王國和中國内地之外，也同時進入北方遊牧王國。史君墓圖像中有粟特商隊首領薩保拜訪嚈哒首領的場景，安伽墓圖像中有粟特薩保與披發突厥首領會盟、宴飲等活動，都說明了這一點。希臘史家彌南德記載，西突厥可汗室點密曾派以粟特人Maniach 爲首的使團到波斯，要求在波斯境内自由出售絲織品，未獲允諾。567年，突厥與波斯斷交。568年初，室點密可汗派（Maniach）率突厥與粟特的聯合使團出使羅馬，抵達拜占廷，受到查士丁二世（Justin II，565—574年在位）的熱情接待，雙方結盟。同年八月，拜占廷使臣（Zemarchus）與Maniach一起回訪突厥，以後雙方使者往來不斷，建立了繞過波斯，經高加索到羅馬的貿易通道。從史君、安伽墓圖像可以看出，粟特商人的東方貿易，受到了北方遊牧汗國的保護。
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教授指出粟特人不僅僅是粟特與中國之間貿易的擔當者，也是中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擔當者。姜伯勤教授也強調粟特人實際上是中古時期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從上面列舉的部分例證可以看出，經過長時間的經營，粟特人在粟特本土到中國之間，以及中國與印度之間、北方遊牧部落與南方農耕居民之間，從南到北，從西到東，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貿易網絡，在這個貿易網絡的交會點上，建立起殖民聚落，作爲他們東西貿易的中轉站。粟特商隊由首領薩保率領，一隊隊從粟特本土出發，來到絲路沿線不同的據點，把貨物卸下，一些人返回，一些人繼續前行，這樣人員不斷充實，聚落也得以充實。
因此可以說，在漢、貴霜、帕提亞、羅馬四大帝國衰亡後，小國沒有力量經營大型貿易，中亞的粟特商人逐漸重建起絲綢之路的貿易網絡，他們以商隊和聚落相結合的方式，控制了整個中古時期的絲路貿易，即使在突厥、回鹘汗國強盛之際，以及隋唐王朝統治中國的情形下，絲路貿易仍然掌控在粟特人之手，我們從敦煌、吐魯番和西域出土各種胡漢諸語文書中看到，7世紀初到8世紀中葉，中原與西域的貿易往來，主要是粟特人承擔。甚至安祿山在發動叛亂之前，也是利用粟特商人的貿易網絡，“潛于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計百萬數”，聚集了大量發動戰争的資本。安史之亂後回鹘汗國與唐朝的絹馬貿易，也是控制在粟特人之手。雖然有關粟特商人的史料零碎，但把這些分散的不同史料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粟特商人在中古絲綢之路上的偉大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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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絲綢之路是一條交通貿易之路，與中國關系密切，但也與歐亞大陸上的其他國家相關，絲路貿易的興盛是各國共同經營的結果。
歐亞大陸上的絲綢之路，地理和政治環境并不甚佳，但從來也沒有完全斷絕。
不同時期的絲路交往與貿易有不同的特點，公元前2 世紀到公元後3 世紀是大國長途貿易的時代，而随後的魏晉南北朝混亂時期，則以粟特商隊爲代表的私人團體，在小國中間做中轉貿易，由小到大，由少聚多，重建了絲綢之路的貿易網絡。
歐亞大陸上的絲路貿易多數時間裏不是一條線通到底，而是層層推進，階段性發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