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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博物馆建设









19世纪90年代,博物馆明确成为国家政治变革计划的一个部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博物馆的理想。1895年,维新派建立的上海强学会提出四项“要务”,建设博物馆即是其中一项。

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说,欲振中国,须兴学会,而学会有十六件大事要办,其第十二项是“开博物院”。1898年夏天,光绪帝批准康有为所上的《请励工艺奖创新折》,内有建立博物馆的建议。其后,由总理衙门颁布了奖励民办博物馆的具体办法。



1905年实业家张謇以一人之力创办南通博物苑,“搜集物品,凡二千九百有奇,分天然、历史、美术三部。分类陈列,颇合科学。”[1]此为国人自办博物馆之圭臬。张謇之后,北京、天津的一些收藏家也在个人藏品的基础之上创办了博物馆,但是官办博物馆始终付之阙如。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规定以民主共和为教育宗旨,推行教育改革,其中包括中央教育部设社会教育司,筹办各省的社会教育等内容。在社会教育中,单立一科专门负责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动植物园及搜集文物等工作。


同年8月鲁迅任该科科长。中央教育部决定首先在北京建立历史博物馆,选定于安定门内成贤街清代国子监旧址成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收存国子监旧存的礼器、书版、石刻等及明清档案,并开始向全社会征集历史文物,除接收社会捐献和政府移交文物外,“各处遇有古物发现亦随时设法采访”。


1912年7月9日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以国子监为馆址。


1917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由国子监迁至天安门内,以午门城楼暨两翼亭楼作为陈列室,端门楼上及午门两廊房屋作为储藏之处。至1925年,文物收藏达215100多件,分金类、石器、刻石、甲骨刻辞、玉类、陶器等共26类[2]。

1917年,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改设在故宫端门至午门一带的建筑内。

1926年10月10日,北京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外展览,开放金玉、刻石、明清档案、国子监文物、针灸铜人、兵刑器、明器、考古发掘品、国际纪念品等10个陈列室供观众参观。


自开展之日至11月7日,参观者达185714人次,日均6404人次。傅振伦先生后来总结,“今天看来,本馆文物杂然并陈,漫无统绪,无异于古玩店、挂货铺,但在当时而论,还是琳琅满目,洋洋大观”[3],足以展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政治文化生活的多个方面,激发观众怀古追思的欲望。民国文人徐风陶参观展览后赋诗曰:

“午门开博物,两阙耸巍巍。中藏历代宝,世人所见稀。帝王貌赫奕,将相骨嵚奇。诏谕文诘屈,奏疏字珠玑。玉玺托金绶,印纽绾银龟。币制启秦汉,方孔以圆规。服制盛周礼,博带而宽衣。战伐持弓箭,交易抱贝皮。度量观秤尺,礼器觇鼎彝。错杂殷商简,骈比晋魏碑。一一入吾目,遍览靡孑遗。莫叹文献缺,应共史编垂。”[4]

1926年10月10日,国立历史博物馆终于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某些文史知识未必深厚的观众也能够联系古今,有所体悟。一位名叫杜俊东的学生记录说:

“西北角的壁上悬有朝鲜、暹罗等藩属的奏折、贡表,字体非常之小—如蝇头大小,一笔不苟,观者没有不惊佩的。字里行间显露着一种敬畏的神气。现在我们看了作何感想呢?……器物有周时的衣服,系仿照《玄衣谱》制的,颇宽大,绝非今人所能挑起,可是当时的人一定比现在的人高大得多。日本人由小而渐大,而中国人则由大而渐小,这是何等危险的现象!”[5]

民国时期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室。


另一位名叫艾步霄的学生参观后说:

“兵器陈列在第四室,内有重约二百斤之大砍刀一,集数人之力不能起,对此物议论把玩不忍释手,盖有景仰追念过去御侮守土之干城,再生于今世也。室内东墙悬有清帝大狩图一幅,北墙悬有元人驰马试翦图一幅,其英武之气,活跃纸上,较之目前所谓之东亚病夫,不可同日而语。”[6]

民国时期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室。


除了常规展览外,北平历史博物馆还曾举办一些临时性的专题展览。例如1932年3月举办的明清档案展览。时年“日入侵我东北继扰津沽,嗣更炮轰南京,进逼京沪,国势阽危,人心岌岌。”

北平历史博物馆商同故宫博物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二年来整理所得明清两代重要档案及馆藏史料,其重要者有明太祖神宗宝训、太宗世宗熹宗实录、清太祖太宗世祖实录、圣祖起居注等件,又金国汗致崇祯皇帝书、致袁崇焕书、致孔友德等书、致明众臣宰书,又与明边关生军民谕、清太宗致祖大寿书稿、袁崇焕致金国汗书、毛文龙致金国汗书、吴三桂降清摄政郑王吉尔哈朗入关贺表、朝鲜国王李贺表奏本、苏禄国苏老丹奏疏对印居子国贺表、平定海寇方略、平定察哈尔方略以及康熙遗诏、昭圣太后遗诰等百余件,辟室陈列。”[7]

民国时期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室。

这些档案所构建起的是几百年前明清易代的惨痛历史记忆,显然意在警醒国人东北狼烟再起,不可让中原浩劫重现。

9—10月举办的明代倭寇史料展览,除了陈列明代倭寇事迹档案多通和倭书数件外,“更仿绘平倭伟人戚继光肖像,翻印李宗成等影帧,连同万历年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诘命写真等一并悬陈。

此外复向北平图书馆借到《皇明驭倭录》《张水南文集》《自知堂集》,参以《明史》本纪系统陈列,供人参观。”[8]这样的展览主题不言而喻是在呼吁民众奋起御侮,挽救危局。



1927年以后,各地陆续成立了一批省市博物馆。

1928年5月,东三省博物馆于沈阳故宫正式开展,“开会六日,观者达十万人以上”[9]。但不久奉系军阀在国民党的二次北伐中战败,大批军队退回沈阳,东三省博物馆的部分馆舍亦被部队所占,只好暂时关闭。

1929年4月恢复开放之后,定于每星期日及纪念日,开放一次。奉天故宫再次开放的消息被省内外大小报刊争相报道,每届开放日,参观者极为踊跃,来自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年达数万人,盛况非凡。随时并有中外团体,请求特别参观。

根据《东北年鉴》提供的资料显示1929年4月到1930年6月参观人数达到了69000人次,最高每月参观人数为7499人,最少为929人,平均每月为4656人。

崇政殿

东三省博物馆对外界开放的陈列室主要是崇政殿和凤凰楼及台上五宫。展品分为六大类:仪仗銮驾、祭祀器、武备、乐器、文具和杂品。

崇政殿,系朝贺之处,原设屏风、宝座未动,两侧新置旧藏的銮驾卤簿仪仗;清宁宫,系祭祀处,陈列萨满祭祀器具;永福宫,陈列朝贺、筵席所用的乐器;麟趾宫,陈列御用弓箭等武备;关雎宫,陈列文房四宝及翰墨书画;衍庆宫,陈列宫内所用的门神、对联、布缎等物;杨令茀女士摹绘的近百幅历代帝王像,也分别悬于各展室宫墙上;后又增辟协中斋为陈列室,展出清代帝后圣容及御用瓷器[10]。

从1911年至1926年筹办东三省博物馆期间,沈阳故宫大量宫廷藏品11万余件被外运至北京。在被外运的沈阳故宫的诸多文物中,惟一得以侥幸复还的是文溯阁《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


此书就是在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奉天省省长王永江及张学良、张作霖等的努力下运回沈阳,此事当时被视为东三省文化界一大喜事。

1930年,东三省博物馆还出版了绘有经纬网的清代全国地图—《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地秘图》,全图共41幅,非常珍贵。

1930年10月,辽宁省政府再次对东三省博物馆进行改组,馆内设器物部、图书部、总务处等,并制订《东三省博物馆简章》和各部、处办事规则。沈阳市政公所将从沈阳旧城城门及钟鼓楼等处拆下的满、汉文门额、金代古钟、鼓楼石碑等移至东三省博物馆内收藏。

历代帝王像和清代全国地图展示的是这个民族国家经历过的时间和占有的空间,《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则代表了民族国家的辉煌文明成果。仪仗銮驾、祭祀礼器、武器装备、乐器、文具,以及各种生活用品在观众心中构建起一种共同的祖先生活面貌。


通过这些展览,博物馆成功地为国民构建起了对一个历史悠久、文明恢宏、强盛一时,值得引以为豪和认同的民族国家形象。



上海市博物馆的筹建始于1933年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1935年建筑完成,坐落于城市中心区域。施工期间,该馆筹备处便积极征集陈列品,1937年试行开放。

“计共三室,并利用走廊,辟为陈列廊。第一陈列室陈列的,主要为铜镜、铜容器和古钱三项。铜镜共八柜,陈列汉隋以迄清代制品一百二十余件。铜容器有各式鼎、壶、卣、爵、等数十件,最古的在千年以上。古钱六百余件,自周代的铜贝,战国的时的明刀,以迄清代的宣统通宝,无不搜罗完备。此外,陈列的石器、寿州铜器、武器与工具等,亦颇为人注意。

第二陈列室完全陈列陶器瓷器,史前及商周陶器和汉唐瓦当,以及汉代至六朝陶器,唐、宋、元、明、清各朝瓷器都有,唐宋瓷百余件。

第三陈列室完全陈列明器,汉代的,元明的,都有搜罗。就形态论,包括人物、房屋、用具、俑、牲畜、牲舍等,就制造品质论,包括石、木、陶、瓷等种。全部陈列品四百余件,俑占绝大多数,其种类有立俑、坐俑、侍俑、文官俑、武俑、胡俑、骑俑等,实属洋洋大观。

陈列廊陈列历史文件47件,最古老的是明崇祯年间兵部职方清吏司咨文二件,余如清顺治年间的揭帖,康熙间的进士金榜,乾隆间的奏折,道光间的题本,以及光绪间致古巴国书,达赖喇嘛致法国公使藏文函,清末民初官绅名片等。”[11]

这些展品对于增进参观者的民族认同不无裨益,有观众曾记录说:“中有清廷给古巴国的国书一通,语气十分自尊,尤其为一般人所注意。抚今思昔,未尝不足以激发民众的爱国心呢。”[12]

至1936年,全国已经成立美术博物馆56处,历史考古博物馆98处,普通博物馆75处[13]。



除了展示历史文物的博物馆之外,展览民族国家出产实物的商品展示会对构建民族国家形象也非常有效。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府开始在国内组织工业展览会和小一些的工厂。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对这种做法颇为推崇,主张中国应该追随日本的榜样,举办商学比校场。在清王朝的最后几年里,作为新政的一部分,政府开始举办小规模的展览会,并且建立永久性的展览大厅。

1906年,农工商部在北京建立了“京师劝工陈列所”,在前门外廊房头条的会元堂旧址建新楼,由各省选送特产来京陈列。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5月,京师劝工陈列所更名为商品陈列所,同年9月举行国货展览会,在京城引起轰动。


相似的机构在各地都出现了,比如1902年天津考工厂陈列馆,1906年改名为劝工陈列所,展品分本省、外省及国外参考三部分。1904年河南省城的劝工陈列所,凡旧有生产,新造各货均罗列其间。

1905年直隶省的国货陈列馆和山东省立图书馆的金石保存所成立。1906年湖南省商品陈列馆,南京的江南商品陈列所。1907年至1909年,奉天、江西、江苏、贵州等地均设置了类似的陈列所。

上世纪30年代,国货陈列馆营业大厅一角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工商业部马上颁布了《国货陈列馆条例》,要求每个省和城市都建一座“国货陈列馆”,这个提议被各地方广泛接受,1928年一年之中就有12个城市和省份建立了国货陈列馆,包括宁夏和贵州这样的当时相对边远的城市。

地方性的、地区性的、全国性的国货展览会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激增,临时的流动性展览更是不计其数,到20世纪30年代,各种形式的国货展览会已经变得普通平常,包括国货汽车游行、国货游艇大会、妇女国货服装表演等等,直至出动飞机散发提倡国货的传单,盛况空前。更有一些国货团体将国货展览会办到农村。

1933年“国货年”南京歌女参加宣传。

这些活动虽然说主要是为了宣传、推销国货产品,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产品琳琅满目地集于一堂,展示给人们的是整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地图,在界定何为国货的同时,也界定了何为中国。1948年的《新运导报》上曾经刊登了一名观众参观国货展览会的所见所感:

一进门便为常州黄杨木梳展列处,对面陈矿冶品,观者如堵,……至于所谓四川贵重药材,竟不为人注意。甘肃石油分布图、畜牧分布图,感觉兴趣观看者以学生为多数,农业推广委员会农作场展览品,围看者特别拥挤,其中新式农具如戽水机及中式力耕器,与双轮除草具等等,最为观众所钦羡者。

中蚕公司新式缫丝机及煮茧锅,尤为观众所欣赏。时有两位女子,逼真缫丝工作,观众凝神注目,大有依依不舍之势。棉花改进会,陈列棉花标本,……可以播种于黄河及长江流域。中纺公司机织汗衫机织卫生衣之大机器,高大如巨人,吾人伫看稍时,此机已织成一件衣服。在资源馆看见鞍山钢铁公司之钢铁机械展览及沈阳机车车辆制造公司之机车模型,乃知由于资源委员会之惨淡经营与整理修配,乃有如是之成就。

20世纪30年代长沙国货陈列馆


台湾造船厂之船模型陈列最令人发生兴趣。台湾造纸厂、台湾碱业公司、台湾肥料公司均各有陈列,使吾人对此初回到祖国怀抱之一小岛发生莫大之敬佩与希望。[14]

葛凯在《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一书中说:“来自以‘中国’这个名称为人所知的地理实体的不同地区的所有产品,以某种方式构成了优于任何或所有其他分类标准的完整商品系统。

国货运动通过推广和自然化这个观念,参与了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它们既是中国制造,同时又在帮助制造‘中国’。通过收集、分类以及陈列这些物品,民族商品展览会自然化了这种观念:这些物品有真实的联系,它们创建了一个有边界的和自然的整体。”[15]

民国时期广州博物馆

民国时期的博物馆、陈列馆以及许多展览有效地将民族认同意识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博物馆其实是一种供人们构想民族国家群体身份的文化设施,是一个构建民族历史、民族范围和民族身份的空间和场所。

它将一个民族国家中一切具有代表意义的物品尽收于其中,以此来展示这个民族在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为民族国家的成立提供文化和历史的合法性依据,向世人宣告,在今天的多民族世界上,我们这个民族有自己特殊的品质和传统,必须与其它民族区分开来[16]。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

注释:

[1][13]傅振伦:《中国博物馆史略》,载《东方杂志》1945年第15期。

[2]《教育部筹设历史博物馆简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278页。

[3]北京燕山出版社编《古都艺海撷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475页。

[4]雷梦水辑《北京风俗杂咏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5]杜俊东:《参观历史博物馆记》,载《学生杂志》1926年第12期。

[6]艾步霄:《国立历史博物馆参观记并抒所感》,载《北平青年》1935年第36期。

[7][8]《傅斯年全集》第6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页,第408页。

[9]东北文化社:《东北年鉴》,东北印刷局1931年版,第732—733页。

[10]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万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5页。

[11]李纯康:《上海的博物馆》,载《旅行杂志》1948年第7期。

[12]仁:《上海市博物馆印象》,载《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1937年第1801期。

[14]建中:《参观国货展览会》,载《新运导报》1948年第1期。

[15]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页。

[16]徐贲:《全球化、博物馆和民族国家》,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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