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定時空中的有限生存者，令人玩味的是，時間和空間之于人的意義并不對等，時間想象總是比空間想象豐富。疲憊的遊子說到“家”的時候，腦海裏湧現的絕非僅是地圖上的那個點，而是與“家”的意象直接相聯的回憶、溫情和愛。“家園”這個詞更是直接成爲了一個群體世代相傳的文明和精神的代名詞。

究其根源，蓋因人是唯一有能力擁有曆史的動物。在這個意義上，當我們關注一座城市的時候，我們當然首先要關注構成這個城市的特殊空間的城牆、街道、廣場，以及官署、民居、茶館、客棧、廟宇等各類建築“物”，但我們更會自然地把我們的關注和想象延伸至這些“物”背後所蘊藏和言說的人與事。正是因爲這些人與事，一座城市才有了自己的“味道”，那是一座城市的生命和品格的體現。一座城市就像一個巨大的容器，它裏面盛放的是時間和曆史。

王笛的新著《消失的古城——清末明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記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一開始就寫到了“成都的味道”，這些“味道”不隻是能由感官獲取的氣味、聲音、城市面貌，還包括一些難以用語言表達的内容，比如城鄉關系、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當然，這其中的一些“味道”現今隻留存于人們的記憶中了。

《消失的古城》與作者更早出版的《街頭文化》、《茶館》等區域史和社會史的專著有所不同，它用30篇文章講述了不同階層、職業、性别的人以及他們的日常生活和相互關系，以此來展現20世紀一二十年代的成都。

書名所指雖爲古城，但真正有關城市格局和城市建築的大概隻有第一篇，描寫的是從清代延續到20世紀初的成都大城、皇城與滿城。其他内容則是存在于成都這座古城中的人和社會生活，反映的正是那個時代中國同類城市中或許具有某種共性的生活樣态。

在現代社會建立以前，人與城市有着一些不一樣的依存關系，或者說那時的城市空間具有諸多特殊的功能。循着《消失的古城》講述的“故事－曆史”，過去成都的城市功能性空間也随之展開。

如書中所言，中國古代的城市不是向空中伸展而是在平面上展開（第32頁），加之于當時人們的生活并不講求私密性——這顯然與生活條件與環境直接相關，所以街巷也成爲了居室之外的生活場所。不僅如此，街巷和其他公共場所還是休閑和娛樂的場地，是小商人的自由市場和工匠的手工作坊，是露天的茶園與餐館。

城市是普通人謀生和窮人生存的空間，對于貧困的下層來說，“這個城市好像有數不盡的方式讓他們通過做小生意來謀生”（第145頁），“乞丐雖然什麽也沒有，但他們還有利用城市空間的自由”（第252頁）。街頭在特殊的日子用于舉行宗教慶典，平時則是娛樂場所。街頭的各種表演沒有舞台上下的明确界線，演員與觀衆混雜，這種頗爲“後現代”的表演方式讓觀劇者身臨其境。

20世紀一二十年代正好是一個維新和革命的時代，因此城市空間還成爲了新舊文化交鋒、社會精英與普通大衆對抗、居民與地方政府沖突的場所。清末成都的保路運動就曾将街頭政治推向了高潮，街道、校場、廟宇等一時變成了政治空間（第303、304頁）。顯然，城市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物質的空間，而是延展成爲了社會的不同層面，乃至于轉化爲種種社會關系。也可以說，20世紀初的成都就是一個大舞台，如同街頭和茶館裏的戲台，在其中上演着各種各樣的時代戲劇。

清朝末年，清政府實行新政，西方文化也對中國社會産生影響。在此背景下，包括成都在内的中國城市出現了許多新變化。有趣的是，其中一些變化直接改變了原有的城市空間，進而又以新的空間改變人們的生活。

比如，成都1909年成立的“勸業場”（1910年更名爲“商業場”）（第173頁）、20世紀初建成的少城公園（第181頁），這類公共商業中心和公園成爲了新的公共場所，爲市民帶來了新的活動内容。甚至于晚清時引入的路燈，在改善了城市的景觀和夜生活的同時，也擴展了公共空間（第214頁）。當然，諸如1903年出現的警察，雖負責地方安全、進行城市管理、推行社會改革（第218頁），但同時也前所未有地限制了人們對公共空間的使用。

如果不是以一個市民，而是以一個旁觀者或者後來者的角度看，成都這樣的城市還是一個窗口。婦女解放、風俗變遷，社會的新變化和新面貌，也都可以從城市空間裏體現出來。同樣，城鄉差别，族群、階級、文化差異隔離出的“社會地理”（第130頁），在城市空間中也顯露無遺。在曆經一個世紀的時代變遷後，地理意義上的成都和城市空間所承載的曆史和文化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個時代的生活自然也就随之消失了。　　

《消失的古城》所觸及到的部分城市空間一直存在到現代。書的代序和最後一篇文章所描寫的大慈寺、和尚街等，還留存有作者自己的身影。其中讓作者印象至深的和尚街，其結局就被作者視爲是古城消失的縮影。但如果不限于這個我們還能親身感知的時代，成都這座古城在兩千年間早已曆經興衰，“消失”與“重建”循環不斷。

且不論現代成都這個地方所留下的史前遺迹，也不去追溯傳說中的蜀王都城，那麽文獻中确鑿記載的成都建城史大概也從公元前311年開始。《華陽國志·蜀志》記載秦滅蜀後，張儀、張若築成都城，“周回十二裏，高七丈”，“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并長丞；修整裏阓，市張列肆，與鹹陽同制”，于城内劃分商肆區和民宅區等。此後，漢代增修外郭，東晉時大小城被毀，隋時重建，唐代築羅城并改水道以使兩江環抱成都。唐代形成的這一格局自宋至明清，大緻延續了現代。

節日期間成都的街頭，約1912年

依《消失的古城》所寫的城市範圍，即以明清的成都城牆爲界，許多消失的城市遺迹如今正以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一點點揭示出來。在成都城内展開的考古發掘揭露出許多古代遺迹，其中最能展現成都古代街市面貌的遺址就位于大慈寺以西、距和尚街也不遠的江南館街。

在那裏，2007～2008年發掘出唐宋時期的道路8條、大小水渠16條、房址22座。其中各有2條南北向和東西向的鋪磚街道形成十字路口，最長的一條發掘出220米，路面上還有車轍痕。另外還有4條支路。水道中有4條爲地下排水主道，形成地下管網。房址主要分布在路兩側，大小不一，有單間和套間，不成院落，均面向街道開門。同時出土唐宋時期的瓷器和佛教造像殘件。

在明清時期的成都地圖中可見裏坊布局，此遺址應是成都唐宋裏坊的一部分，與富春坊的位置吻合。遺址内出土的佛教遺物與外來瓷器，可能與東邊的大慈寺有關。這些考古發現揭示出成都唐宋時期的街坊，反映了當時的城市規劃和建設管理（謝濤、何锟宇：《成都江南館街唐宋時期街坊遺址》，《2008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09年）。此外，在江南館街還同時發掘出明清時期的道路1條、房址8座、水井3口，表現了城市的延續發展。由江南館街再向西到科甲巷，那裏同樣發現唐宋時期的道路、排水渠、房址和水井。

在有的地點，遺迹有更大的時間跨度，顯示出城市漫長的發展史。比如在天府廣場東北側的遺址，2012年發掘出兩漢三國、兩晉南朝、唐宋、明代的建築台基、房址、道路、排水溝、水井、灰坑和城牆基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天府廣場東北側古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至于各時代的零散房址、道路、水渠、井、灰坑、墓葬，以及陶瓷器和錢币等各類生活用品，在城内的天府廣場西、内姜街、下東大街、東丁字街等都有發現。

還有一些特别的考古發現，如2014年在城西下同仁路發現兩個北宋早期的坑，出土了127件南朝至唐代的佛教造像。這類造像還集中發現于舊城西的萬佛寺、商業街、西安路、寬巷子等，說明唐宋時期該區域寺院密集，而成都少城的城市功能也由工商業區向宗教文化區轉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7年）。

城牆在多個地點都有發現，其中發掘次數較多的是位于現今同仁路一帶的西城牆，有唐代、宋代和明清時期的城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中同仁路城牆遺址發掘簡報》、《成都市中同仁路城牆遺址第二次發掘簡報》，《成都考古發現》（2002、2003），科學出版社，2004、2005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下同仁路城牆遺址發掘簡報》，《成都考古發現》（2012），科學出版社，2014年）。

城市的東南，在清安街發掘出了宋代、元代和清代的城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清安街遺址發掘簡報》，《成都考古發現》（2008），科學出版社，2010年）。這些城牆劃定了城市的範圍，也是城市的标志。

在成都舊城之外也有很多重要而有意義的考古發現，比如城西北距城牆不遠的唐代淨衆寺園林遺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通錦路唐淨衆寺園林遺址》，科學出版社，2018年），城東南的不晚于明代早期的水井街酒坊遺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博物館：《水井街酒坊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3年）。後者提供的不僅有古代釀酒業的諸多細節，還有當時交通、商貿等多方面的信息。

城市中的這些考古發現雖然大多是片斷式的，但卻是認識成都古城的不可替代的資料。　　

就城市考古而言，能從出土的考古材料中直接認識到的是物質形态的城市，涉及城市的起源與演變，城址和城内建築的格局與形制，建造技術與設計理念，城市的管理以及建築的功能，等等。再進一步，也可了解與當時文化、社會相關聯的更多方面，如上文提及的考古發現就能反映宗教、工商業、交通、文化交流等。

考古材料自身有其特性，它們以實在的物的形态而非觀念的形态存在，而且隻要地下保存有城市遺迹，考古發掘和研究就有能力不斷追溯城市的曆史。尤其是，若因時代久遠，當記錄城市曆史的文字資料阙如時，考古學差不多就成了研究城市曆史的唯一途徑。

不過城市不隻是物質形态的城市，考古學最終探究的也是人的曆史，所以“透物見人”才是考古學的目标。考古學直接面對的建築“物”大多隻是人造的物，而不是人和人的生活本身，考古學隻能通過物才能觸及人，這終究與直達人的研究有所不同。

有别于城市考古，《消失的古城》對城市所做的是另一類研究，它以人的生活爲切入點，探讨城市中的人的社會關系、信仰、觀念和種種生活樣态，物質的城市隻是提供了其産生和存在的空間與背景。

直接就人和社會開展研究，依據和運用的資料也完全不同。如《消失的古城》所利用的研究資料就有各種地方史料、方志、檔案、公告、社會新聞、民間文學，以及國外學者、傳教士或普通旅行者的見聞，但凡與那個時代的成都相關的文字和圖像記錄，全都構成了研究素材。

青羊宮外面的雜耍表演

如此，這樣的研究素材本身就包含了完全不同的、複雜的視角，也滲透了觀察者和記錄者的價值觀和情感。這與“客觀”、中性、“冷峻”的考古材料形成鮮明對比。但正是這樣的史料提供了關于過去城市生活的細節，使得消失的古城重現豐富多彩、生動活潑的面貌。

不僅如此，利用這些材料進行曆史叙事還因此而可以有多個角度。考慮到在過去的曆史叙事中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底層民衆因被忽略而“失語”，因而《消失的古城》就是從底層民衆的角度，去看待改良和革命對城市日常生活的影響（第385頁）。相比之下，在考古學研究中隻存在研究者看待對象物的視角，而且這一視角還應力求客觀。

當古城成都在眼前消失時，作者認爲這是令人悲傷的現實，因而撰寫曆史也是爲了找回這個城市的記憶。但更重要的是，這種撰寫事實上就是在重構成都過去的空間和日常生活，通過尋找曆史和日常生活的記憶來進行曆史批判與反思（第385、386頁）。或快或慢，城市其實都會變化。

即使不是拆毀重建，每一個時期的城市形态也終會消失。生活方式更是如此，哪怕是在沒有任何改變的城市空間中，社會生活也會随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無論在哪個方面，“消失”都是無可避免的。但對于面臨消失的物質或非物質的文化遺産，應盡可能采用有效的方式加以保護，甚至設法轉化成不會輕易消失的精神遺産。對于已經消失的城市，隻能通過各種途徑來重構。

考古學對古代城市的發掘和研究，首要的任務就是重構城市的物質空間，當然這樣做的意義，最終還在于将綿延不斷的曆史存放在特定的空間之中。《消失的古城》的曆史叙述與考古學研究無異，其目的同樣指向過去城市的曆史性空間。兩種不同的構建方式不可或缺，如此重構的城市和社會生活才是立體的、豐滿的，才會充滿細節和真實性。

值得提及的是，《消失的古城》利用了大量外國學者或旅行者的文圖記錄。比如僅在一篇關于“小商販的自由世界”的不長的文字中，引用的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的各類學者的記述就至少有8處之多（第40～51頁）。對于這類史料的利用，作者的解釋是，“成都人對自己的日常生活司空見慣，很少記載細節，而外國人到成都後，便立刻被這種豐富的地方文化所吸引，留下了珍貴的記錄”（第145頁）。

然而作者自己卻沒有因爲“司空見慣”而忽略成都的日常生活和地方文化，相反，他以史學家的精深研究和成都人對家鄉的深情與眷戀，用含有方言引語的文字，講述了成都這座城市從傳統生活進入現代的“故事”。正是這樣，讀者才從中讀出了令人懷念的成都“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