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河，湖北沙洋縣西部的一條小河，發端于北部山地，蜿蜒曲折，猶如長龍，向南流入後港鎮邊上的長湖。河流中段有一個小村莊，叫城河村，而村子所在地就是城河遺址。現在我們知道，遺址本身是5000年前的一座古城。因爲年代久遠，我們已無法考證這些名稱的使用先後，但是，一河、一村、一遺址，都與“城”字有關，無疑是曆史留給我們的最佳提示。
城河遺址鳥瞰
在中國古代可以稽考的先秦文獻中，長江中遊一直是一個荒蠻的地區，以至于被《史記·貨殖列傳》形容爲“無積聚而多貧窮”，直到西周後期楚國崛起才有了“問鼎中原”的實力和氣勢。但新中國近70年的考古研究證明，長江中遊地區在新石器時代還有一段時期足以和當時的黃河流域、長江下遊媲美，這就是距今5100～4500年的屈家嶺文化時期。
出土的钺
距今5000年前後，中華大地群星閃耀，文明之源滿天星鬥。屈家嶺文化占據江漢丘陵地帶，自身社會發展獨具特色，是史前中國多元一體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相關研究顯示，随着廟底溝類型、紅山文化和淩家灘遺存的衰落，史前文明出現大範圍的動蕩整合。此時，屈家嶺文化開始北進河洛、西入關中的擴張，勢頭強勁。在強勢擴張的背後，是屈家嶺文化對長江中遊的長期經營和不斷整合。
他們不僅主導完成長江中遊文明共同體的構建，将長江中遊的大多數區域納入他們的文化版圖，而且在大洪山南麓和洞庭湖西岸修築了十餘座古城。這些古城的面積大小不等，從洋洋百萬平方米到區區數萬平方米都有。屈家嶺文化正是借助不同層級的古城及其周邊的附屬聚落，共同維系着長江中遊地區文明共同體的完整。故此，對相關古城開展考古研究，是探索屈家嶺文化社會結構的關鍵鑰匙。
由于之前的條件所限，學術界僅僅對最大規模和最小規模的城址進行了系統發掘，大量中等規模的城址一直沒有開展過持續的聚落考古工作，從而影響了屈家嶺古城網絡體系的整體研究。爲彌補這一缺憾，2012年至今，經國家文物局批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博物館、沙洋縣文物管理所組成聯合考古隊，對湖北沙洋城河遺址開展了系統發掘和持續研究，希望以此了解屈家嶺文化中等規模城址的功能布局和社會結構。
出土器物組合
長達7年的考古工作表明，城河遺址的保存面積約70萬平方米。作爲屈家嶺文化在漢水西部的一個區域性權力與信仰中心，它以體量宏大的城垣、規則有序的水系、引人關注的大型院落建築、葬俗獨特的墓地等一系列相關遺存，再次實證了5000年前後長江中遊地區史前社會發展的物質文化成就，爲我們了解屈家嶺文化中等規模城址的功能布局打開了一扇窗戶。
種種考古迹象爲我們描摹出這樣一幅畫面：5000年前的一個冬天，城河的先民們開始修築這座古城。地點早已選定，但那裏被各種雜草灌木之類的枯枝敗葉覆蓋着，砍伐清理太費事。于是用火，一燒了之。城牆用料顯然是就近取材、因地制宜的結果。先民們把附近挖來的土進行混合加工，再一層層堆砌、夯實，城牆就一點點“長高”了。
“五連間”墓葬
水是生命之源，不可或缺；而南方又是多雨的，易成水患。如何處理水，體現着先民的智慧。遺址上處處可見先民對水的利用和改造。在城牆内坡的地面，有規整的排水溝渠，雨水順着城牆流到溝渠中，再彙聚到固定區域，有效防止了水流對城牆根基的沖刷破壞。
城牆的外側，有完備的“護城河”環繞，最寬處達61米，最深處有6米以上。與“護城河”呼應，城牆東南、西北及北部中段均設立有水門，城外的河水從西北、北部兩處水門進入城内，又分别從西、東兩處水道彙集于東南水門，進而借助人工溝渠排至城外的自然河流。如此，既保證了城内大量人口的生産生活用水，又避免了旱澇之災，體現了娴熟的水資源利用和管理模式。
在城内的最中心位置，有一座占地面積800平方米的大型院落建築。這座建築規模宏大、位置特殊、形制獨特，或是城河城的“中樞”。院落東側是一片廣場，地面是用加工過的紅燒土顆粒攪拌泥土鋪墊而成。院落南側有陶窯生産區和祭祀活動區。當年的王者，住在城内最中心的位置，通過信仰壟斷，在廣場上向萬千族人宣示自己的權力。或許，也是在這個廣場和祭祀台上，城河的英雄們，帶領着他們的族人護城挖溝，改造大地，開啓了各自的不凡人生。
科學的考古發掘向我們展示了城河先民生産生活的圖景。那麽，他們死後又去了哪裏呢？
在事死如事生的史前社會，先民們對于墓葬的營建極爲重視，常常投入很大的成本和精力。墓地的發現和揭露，能夠幫助我們真切了解古人的社會結構，爲探讨當時社會的發展狀況提供最爲直接的材料。因此，城河墓葬區的尋找一直是考古隊割舍不下的學術任務。
在城河首次發掘之時，就有老鄉向考古隊提供線索，在北壕溝的外側曾撿到帶孔的石斧。考古人員敏銳地意識到，老鄉所說的“帶孔的石斧”很可能是“钺”。钺是身份等級的象征，是權力的标志，一般出現在重要的墓葬裏。幾乎可以斷定，城河遺址的墓葬區應該在城址的北部。
2017年底，由于一次偶然的、巧合的，卻極爲關鍵的勘探，考古隊在北城垣外側200米左右的王家塝發現了屈家嶺文化的墓葬。随後，确定了整個墓地的墓葬數量不少于235座。盡管這些墓葬的主人隻是城河先民的部分群體，但墓地中展示的葬儀足以體現當時的社會觀念。
與新石器時代的大多數墓葬一樣，墓地以豎穴土坑墓爲主，另有少量墓一側略帶“偏洞”，棺木一半被嵌在偏洞中。超過70%的墓葬可見葬具，而且保存狀況相當不錯，這在長江中遊史前墓地中非常少見。葬具痕迹包括結構複雜的獨木棺和闆棺。有的獨木棺直徑達1.5米，有的在棺内還設有隔闆，隔闆下面放置随葬器物，闆上放置墓主。這是在長江中遊首次大規模發現史前獨木棺，爲了解當時葬具結構提供了極爲珍貴的物質支撐。
我們還發現了前所未見的合葬習俗。位于墓地最中心的第112号墓，面積達22平方米，是長江中遊地區迄今爲止發現的面積最大的史前墓葬。這座大墓是“同穴三室墓”，即同一個墓坑，墓底部用土梁隔成3個墓室，每個墓室内各埋葬一座獨木棺。
中間墓室的主人是一名成年男性，他的随葬品包括體量巨大的棺木、暗紅色漆盤、大量的磨光黑陶，以及玉钺、象牙器等，這些都足以顯示其高貴的身份。盡管兩側墓室人骨無存，但無論從棺木體量和随葬品數量來看，都無法與中間墓室等同。
葬禮的過程也極爲隆重，不僅随葬了上述大量器物，還在棺外放置了豬下颌骨，并且在填埋過程中，在中間墓室上方擺放了大量的帶蓋容器，以視對死者的尊重。3座棺木内都發現了象征軍權或王權的玉钺，而且刃口全部指向西方。
在這座大墓的西側，有一座同穴雙室的合葬墓，編号第233号，“打破”了112号。打破，是考古學的科學表述，其實考古人員更傾向于這是一種“對接”現象。233号的墓主在下葬的時候，葬禮的操辦者應該知道112号的存在，而且有意識地在112号的西端開挖了同穴雙室的墓坑，從而形成了一個“五連間墓室”的特殊形制。有意思的是，233号的兩個墓主都是女性，并且都随葬了紡輪，似乎暗示城河先民有着“男持钺、女紡線”的性别分工。
類似于這樣的大型墓葬還有5座，面積都在10平方米以上，分布于墓地的不同位置，并且都是同穴雙室合葬墓，墓室内常見體量巨大的棺木和豐厚的随葬品。通過對保存下來的人骨鑒定可知，這些大型墓葬的主人都是頭朝城内，表現出了對生活場所的眷顧。在它們的周邊，則分布有數量不等的中小型墓葬，頭向不盡相同。不過，也似乎存在部分墓葬圍繞大型墓葬分布的現象。它們之間的準确關系有待于古DNA信息的最終解讀。
墓地所在的王家塝是一處自然崗地，是遺址所在範圍的海拔最高點。活着的人們選擇這處崗地埋葬他們的祖先，既不占用城内寶貴的土地資源、影響生者的日常生活，又能夠讓先祖們矗立在制高位置，“俯瞰”全城，佑護子孫，體現了“生死有别”的理念。更爲難得的是，這個地點恰恰是城外河水進入城内的必經區域，或多或少體現了水在人們心中的特殊地位。
城河城址的數次發掘，發現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築、祭祀遺存等重要遺迹，從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嶺社會的發展。城垣—居址—墓地三位一體的全面發掘，彌補了屈家嶺文化中等規模城址系統研究的缺環，爲長江中遊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
王家塝墓地則是迄今爲止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嶺文化墓地，填補了長江中遊地區缺乏史前大型墓發現的空白。這些墓葬棺具明确、葬俗獨特、随葬品豐富、等級明顯，清楚表明屈家嶺社會形成了完備而獨具特色的墓葬禮儀，其社會發展程度與同時期的海岱地區和長江下遊地區達到了同樣水平。
對屈家嶺社會發展程度的新認識，也爲我們理解和觀察距今5000年前後屈家嶺文化因素的強勢擴張提供了新的基點。城河遺址發現的黃土台、筒形器、四耳器等祭祀遺存，表明屈家嶺文化古城有着共同的祭祀、信仰體系。規劃有序的大型城垣和人工水系，顯示了屈家嶺先民在對抗自然、改造大地過程中的決心和能力。
墓地中出土的直壁圈足杯，在廟底溝類型末期到仰韶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和良渚文化中均有發現，是屈家嶺文化擴張的典型例證。大口缸在大中型墓的出現，獨木棺在大墓中的流行，以及钺在大墓中的顯著地位，則表明屈家嶺文化社會上層廣泛參與了周邊地區的深入交流。
這些現象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後中國史前社會動蕩整合的廣闊背景下，屈家嶺文化在自身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在區域間互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極大參與了史前中國的形成過程。
現在，城河遺址王家塝墓地的發掘工作仍在進行之中，城河遺址還有很多故事等着考古人員去發現、去聆聽。考古隊員猶如穿越時間隧道般，奔赴那場五千年前的葬禮，與城河的先祖們面對面的交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