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著名的藝術史學者和文化史學家、藝術文物鑒賞專家、教育家方聞先生因急性白血病于10月3日淩晨在美國普利斯頓辭世，享年88歲。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陳葆真曾評價方聞先生道，“方先生可說是這半世紀以來在美國的亞洲藝術史學界和博物館界中，成就最高、貢獻最大，最令人欽佩的開拓者與領航者。”

方聞（1930—2018）

我們如何開始觀看古代的中國繪畫?一個答案是：我們以考古學的視角研究出土的文物，并以藝術史的視角，研究那些挂在博物館展牆上的藝術作品。

中國與歐洲，擁有兩個最古老的再現性繪畫的傳統，但他們各自遵循迥異的軌迹——對于涉及解釋這兩種圖像系統的學術傳統也是如此。在西方，經過考古方法的驗證和定年，古物作爲藝術史的材料證據用作展覽，同時顯示其風格和内容的時間發展序列。

在東方，則延續了“譜系”的模式，将中國繪畫史視爲典範的風格傳統，每一個獨立的世系源自卓越的早期藝術大師，并在後世的模仿者和追随者中延續。因此，西方的學術傳統在觀看東方藝術時，趨向于遵循民族學的模式：對于宗教和儀式，以及其他來自非西方文化的物件進行主題式的檢證，研究它們的使用情境，往往帶着發掘文化結構基礎的目标，而不是構建一門藝術史的叙事。

右一、右二爲方聞夫婦，右三爲徐邦達 ，左二、左三爲蘇立文夫婦，左一爲蕭平，攝于黃山。

我們很難做到清晰易懂地叙述古代中國藝術，特别是繪畫，原因在于：許多考古發現的早期藝術品尚未得到充分理解和研究，以緻不能通過确鑿的證據序列闡明其發展曆程;而且，中國人喜好模仿過去繪畫大師的作品，産生了一代又一代的複制品和僞作，如那些被歸于東晉顧恺之或者五代董元(源)的作品。要說清楚中國繪畫曆經不同時間階段的發展，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艱難任務。如何進行呢?中國繪畫有其自身的視覺語言，對它們進行形式分析便是破譯這種視覺語言的關鍵，從而得以揭示使其形成的系統，拼湊出其發展曆史，将中國藝術品的證據與思想史相關聯，最終讓我們在綜合理解中國文化時将之納入一個整體的叙事框架。

不同的藝術史，爲了有一個共享的國際視野，我們必須具備一套共同的現代分析和解釋工具，修改和擴大那些起源于西方藝術史的方法論，以獲研究非西方視覺材料的深刻理解力。

1953年，在研究了若幹重要古代青銅器之後，羅樾(Max Loehr，1903—1988)提出他所謂的“可靠的風格序列”。在我看來，這樣的序列因爲缺乏清楚紀年的例子而無法自我證明，它們隻有當一個風格是清晰可見時，并且當序列站在發展的起始時才可能出現，以避免殘存和複興的複雜性。

縱觀悠久的中國繪畫史，我認識到後來的兩個實例：5至9世紀間人物畫表現的發展和唐代以前(6世紀)由表意的母題邁向元代(14世紀)征服幻覺空間的山水畫發展過程。多年來，我便試圖通過對古代藝術作品的形式分析作爲通用問題的具體解決辦法，研究中國藝術史“時代風格”之真迹序列。

“方聞中國藝術史著作全編”之《中國藝術史九講》 《心印：中國書畫風格與結構分析研究》《夏山圖：永恒的山水》

當模拟自然的“真迹的風格序列”在五代時期(10世紀)達到停滞的時候，13世紀宋元之變，中國藝術史存在一個對抽象圖式向古代的“修正”，也就是一般所認爲的“複古”;在回顧元明(1277 —1644)之間中國山水畫範式成功的“解構”之後，清代(1644—1910)則是一種“集大成”與“無法”的對抗;在對于當代藝術家作品進行研究之後，我的結論是，通過将畫家的身體姿态和繪畫材料合并在一起，當代抽象繪畫就成爲畫家本人軀體的“表現”，正如中國繪畫史中藝術家書法用筆對自身的展現。

因此，我的信念是，不論是當代攝影、裝置、表演抑或觀念藝術，在後現代世界中，應始終有表達藝術家的思想和感情，也就是“表吾意”的出自于人手的繪畫藝術。

回顧1959年我聯合牟複禮(Frederick W. Mote，1922—2005)教授在普林斯頓大學創立美國首個中國藝術史博士培養科目，時間已跨越半個多世紀，前後培養了數十名博士，目前在美國、歐洲和亞洲等地重要的大學和博物館任職。

1971—2000年，我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擔任亞洲部(舊稱遠東部)主任期間，積極擴充中國藝術品，籌劃各種展覽，使之成爲海外最重要中國書畫收藏和研究中心。我們的工作不僅将中國藝術史确立爲美國高等院校的重要學術門類，而且也推進了美國以及海外公衆對于中國文化藝術的了解和喜愛。

多年來，我的研究均與普大的中國藝術史教學和在博物館籌劃藝術展覽密切相關，我傾其一生的經驗便是——拿藝術品當實物的焦點研究藝術史。

方聞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任職期間（1971—2000）所舉辦的部分書畫展覽圖錄書影

我始終抱定一個信念，就是确信中國藝術的真正價值在于它表現方式的獨一無二性。在當代西方學界和博物館界，盡管中國“古代藝術史”已成爲很受重視的一項科目，可是學深如海，如果要發揮這門課目的潛力，非得在國内生根不可。作爲一個藝術史學家，我迫切感到需要發展一種“講述”中國藝術史的表達方式，你願意的話可将其表述爲中國藝術史的“故事”。
現在，上海書畫出版社拟出版本人關于中國藝術與考古研究的系列專著和文章，我深表謝意。希望我講的藝術即曆史的“故事”，能讓更多讀者領略從藝術作品的視覺迹象進入到思想史的無窮樂趣。我本人亦希望能有更多的機會“看”和“讀”藝術作品，以便更好地重新構想，中國藝術史無疑是一個最具閃光創造精神的時代之潛在的思想曆程。

附學界對方聞先生的評價

對于藝術史我是外行，不敢多說。但是從中國史的背景出發，我讀方聞的論著都時時有會心不遠之感。我覺得他确實進入了中國書畫史的内核。例如他讨論晚唐張彥遠“書畫異名而同體”之說索引及于張璪“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名言，我讀後啓悟良多。以前我僅僅“知其然”，但讀後才“知其所以然”。這不僅因爲他的理論和方法具有開創之功，而且也由于他熟知歐洲藝術史，在相互比較之中凸顯出中國書畫史的文化特色。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餘英時

對我而言，當務之急是找一下西方對這種含糊語彙的鑒賞表達，喚起的詩意和精确的分析，主觀的感人和客觀說服力，立馬讓我想起了書法的批評曆史。西方藝術史學家們真的可以像自己樂意卻一直含糊的口号那樣，去擴大我們的批評語言，利用全範圍的經驗去建立藝術本體嗎？這一點我相信，是方聞之後，擺在我們面前的挑戰。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名藝術史家  大衛·羅桑（David Rosand）教授

門開了，在我位于普林斯頓迪金森街16号的房間的門後探出一張年輕學生的面孔。在瑪利皇後号上經曆了五天從南安普頓到紐約的跨海航行，以及最後一晚的風暴，我正在房間裏休息。這個青年就是方聞，也正是他以長而懇切的書信勸說我放棄在英國劍橋與Cheng Te-k’un對漢代的研究，來到美國。方聞1956年畢業，在學術前行的道路上，他分秒必争。

1966年夏天，我大部分時間是在方聞位于濱湖路的房子度過的，在那裏做筆記、打印許多年後成書爲《心印》的第一稿文稿。方聞很喜歡留我做文字秘書。成爲方聞的學生享受了許多殊榮。
——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中國和東亞藝術榮休教授  韋陀

方聞是第一代華裔中國美術史家，是歐美中國美術史風格學派的領軍人物。他始而以西方風格學理論，結合中國實際，有效地構建了書畫風格斷代辨僞之結構分析的理論、方法和标準，把傳統的書畫鑒定提升爲現代的有學理依據及可操作性的學科。

繼之，他不但重視藝術風格演變的自律性，而且與藝術家的生平與個性的分析結合起來，進而再與所處時代的思想文化的研究有機地聯系起來，從藝術本體出發由微觀而宏觀地打通了中國美術史與中國思想史和中國文化史的研究，在藝術與人文一些方面的内在連接上作出了深度論述。

他還以獨特的國學根底特别是漢字書法的學養與造詣，向西方人精微地闡釋了密切聯系着漢字書法的中國藝術從視覺到精神的奧秘，彰顯了中國書畫藝術可供世界分享的獨特美。
——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薛永年

方聞的信念是：卓越的見識來自與藝術品的直接交流。爲此，他緻力于組織展覽、構建博物館收藏。在嚴密的風格分析基礎上，方聞一方面利用這些資源來驗證斷代和真僞判定的理論； 另一方面他還撰寫著作，講述中國書法和繪畫複雜的演進曆史和密切關聯。作爲學者和博物館藏品研究者，方聞始終堅信藝術是全人類共通的語言。他将漫長而傑出的職業生涯奉獻給增進西方世界對亞洲藝術的了解上。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部主任  何慕文（Maxwell K. Hearn）

方聞教授的學術研究集中于中國書法與繪畫藝術史。最大貢獻便是提出一套“結構分析”的方法來突破傳統學術的困境。他的“結構分析”超越了過去對母題、構圖、筆墨等個别元素的讨論，試圖從整個作品内部所現的“視象結構”中重建一種對中國藝術史“時代風格”的新理解，并經由對各種視象結構差異中所具年代學意義的梳理，串起一個可以被合理說明的“曆史”。他所發展出來的這個以視象結構爲基軸的藝術史理解，不僅施之于重整以傳世作品爲主的書畫史研究，而且還擴至近年大量出現的考古出土藝術文物，即學者稱之爲“美術考古學”的範疇，并賦予這些作品資料一個更完整的文化史诠釋。
——台灣“中研院”院士  石守謙

方聞有許多來自中國、日本、韓國藝術史學界的學生，其學術思想和方法論上都受到他的深刻影響。他們的探索也“橫跨許多橋梁”，将藝術史與其他各學科——文學、政治、社會史、宗教、人類學、地理學等連接起來。
——普林斯頓大學中國藝術史教授  謝柏轲

在現代學術研究中, 中國藝術史是一門新的專業學科。它在過去的數十年間, 得以由傳統的傳記形式, 發展成爲具有高度學術性與科學性的一門學問, 實與美國華裔藝術史學者方聞的努力有關。從建立“風格的曆史”，進而結合曆史文獻與古代理論，現代藝術史研究方法終得以将中國繪畫置于曆史及文化的角度中，進行客觀而深入的探索。而在這過程中，方聞無論在方法的建立、理論的實踐或研究的推動上，都擔當着重要的角色。

當然，若要全面地了解他的成就，還必須包括他在博物館及大學教育方面的貢獻。在其領導下，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建立了龐大的亞洲藝術收藏，擴展及更新了亞洲藝術的展覽館，将藝術修複工作現代化，舉辦了不少廣博贊譽的專題展覽，并推動了衆多的出版及教育計劃。

在普林斯頓大學，除了發展該大學博物館的收藏及研究外，方聞更緻力培育藝術史研究人才。目前他的學生便有不少在博物館界及學術界擔任要職，影響力遍布西方及亞洲。可以說，中國藝術史在20世紀下半葉得以提高學術性及專業性，并在西方得到推廣及備受重視，方聞功不可沒。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莫家良

通讀方聞教授的著作，我将其在書法研究上的方法總結了七條：一、堅持直接與原作對話，與高品質的真迹對話；二、其研究和教學都強調對每一個字和每個筆畫進行極其嚴格的風格分析；三、識别藝術家的風格來源；四、精通早期書法批評理論文獻，并且運用自如；五、始終堅持書法的自我表現性，即其所稱expressive  presentational structures；六、沿着沃爾夫林的學術理路，他向我們介紹了如何描述有着2000年悠久傳統的中國書法曆史；七、閱讀廣泛，熟讀曆史著作。……方聞教授隻身将書法研究作爲一門學科，在美國确立下來，并且著書教學。1970年代正是書法的時期，而方先生中流砥柱，像現在一樣，不是嗎？
——芝加哥大學博士、堪薩斯大學副教授  倪雅梅（Amy McN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