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近代的國家建構以文化認同爲基礎

在近代民族主義勃興之前，無論東方西方，國家的組成都不是以民族認同爲依歸，甚至都不是簡單以宗教和文化爲依歸，而往往是以認同一種文化爲基礎的政治秩序。而這種政治秩序，均是以一個超級大國的長期存在爲基礎，并以其爲中心，在一地區長時間穩固的存在。雖然超級大國的統治集團會有所更叠，民族成分亦會有所演化，但都不會有劇烈的變動。

以歐洲爲例，其文明發源于希臘，政治秩序則起自于羅馬。羅馬帝國所延續的政治秩序持續極爲悠久，幾乎囊括了歐洲古代史。一般認爲，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爲東西兩部分；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西歐進入封建時代；公元1453年，東羅馬帝國滅亡，羅馬便成爲曆史陳迹。其實不然。

羅馬帝國的分治是慣例。從公元250年開始，爲了有效管理廣袤的國土，羅馬帝國便經常出現多帝共治狀态，有“兩帝共治”，也有“四帝共治”。在蠻族入侵之後，在羅馬境内形成的諸多蠻族王國，也是以羅馬爲宗主，而自認爲藩屬。以最終廢黜西羅馬末代皇帝的禁衛軍長官奧多阿克爲例，其廢黜西羅馬皇帝的目的也是爲了向東羅馬皇帝稱臣。在法理上，整個歐洲仍是羅馬帝國。

之後，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受到羅馬教皇加冕，成爲羅馬皇帝，繼承了西羅馬皇帝的法統，其長支後裔便一直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這個法統直到1806年方才被拿破侖廢黜。東羅馬帝國雖然在1453年被奧斯曼土耳其攻滅，但其法統仍被俄羅斯所繼承。當時的俄羅斯大公娶了東羅馬帝國末代公主爲妻，于是自稱“第三羅馬”，改尊号爲“沙皇”，這其實是羅馬皇帝“凱撒”的俄語發音。東羅馬帝國的法統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沙皇俄國崩潰才結束。

因此，在古代史中，歐洲可稱爲“羅馬政治秩序闆塊”。而在中亞和西亞，公元651年之前是波斯帝國所締造的政治秩序，之後則被以伊斯蘭文明爲依托的阿拉伯政治秩序所取代，形成了“波斯-阿拉伯政治秩序闆塊”。這個政治秩序，直到1922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滅亡方才結束。

與以上兩大政治秩序闆塊相對，中國作爲東亞近代之前唯一的超級大國，形成了以中國爲中心的東亞政治秩序闆塊，與歐洲的羅馬政治秩序闆塊、西亞中亞的波斯-阿拉伯政治秩序闆塊并立爲世界古代三大政治秩序闆塊。東亞政治秩序闆塊的政治秩序簡單來說便是“三觀”，亦即天命觀的皇權政治，天下觀的領土管理和忠孝觀的道德倫理，這些均來自于儒家。

儒家之所以成爲中國文化的正統，正是在于它能夠給中國曆代的政權提供統治的合法性和教化能力。即所謂“因文教而制度，因制度而心理”，儒家之道本身要跟權結合，權則需要道來确認自身的合法性。這一政治秩序闆塊從春秋時代初現雛形，秦朝奠定基礎，兩漢形成構架，魏晉時代開始擴大，到唐朝時達到北方草原、東北平原乃至西北吐蕃地區，最後在元代實現大一統。之後的明、清基本承襲了元代的格局。

二、以中國爲中心的東亞政治秩序之演進

東亞與歐洲相似，其文明源于中原的“諸夏”，而其制度則傳承于西方的秦國。秦滅諸夏而爲秦朝，開始奠定東亞政治秩序的基礎。秦朝雖然以法家嚴刑峻法立國，看似排斥儒家，但是，秦始皇所創立的“皇帝”尊号，則是與儒家的思想一緻，展現了孟子所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理想。

也就是說，皇帝不僅僅是一國之君主，而且是天下，亦即世界的君主。正如宮崎市定所言，“皇帝是宇宙唯一的存在，因而是專有名詞，不需要任何限定的形容詞。……這一制度在秦之後也延續下去，天子自稱時不會加上王朝名而稱‘漢皇帝’、‘唐皇帝’等。與此相反，對外國的君主則加上地名，稱‘倭王’‘日本國王’等，以表示是某一有限地區的君主。”

皇帝所代表的治理天下的權威，則自有一整套的法統和道統的理論。尾形勇在《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中分析皇帝權威的傳承時指出：“皇帝具有‘天子’和‘皇帝’兩種稱号。應該認爲，這種情況是由當時國家秩序構造本身必然産生出來的。首先‘天子’是以某家的形式體現的整個國家的代表者，這種某家是清除全部私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也即天下一家=天下無家）。……就是說，以‘君臣’關系爲軸心而建築起來的古代帝國的秩序構造，通過天子與天之間的君臣關系得以完善，并被賦予了權威”，“平定天下獲得政治權力的人，把受天命作爲首要的依據而建立起新的王朝”，“皇帝位的傳承，無需介于天命，但是，作爲公位的皇帝位要按血緣關系來傳位，就必須建立一種包含由‘有能、有德之子’繼承皇帝位這一觀念的理論”。而在“易姓革命”的王朝更叠中，與傳位的場域同樣，也是通過冊立的過程由前朝最後一任皇帝禅位于下一王朝的創立者的。當然，這種禅位，有的是較爲和平，有的是軍事征服，但核心價值觀則是不變的。

不過，秦朝僅是奠定了這一政治秩序闆塊的基礎，因爲北方的草原地帶并沒有進入到這一秩序闆塊之中。直到漢朝崛起，經過兩漢四百餘年的努力，北方草原的遊牧民無論怎樣變化，均認同了這一政治秩序：在他們弱小時，臣服于中央王朝；當他們強大時，則必然力求成爲這一政治秩序闆塊的掌握者。

而即使入主中原，也仍是“易姓革命”，并非異族征服，更非文化和政治秩序的變更。例如所謂“五胡亂華”之際，滅亡西晉的“漢”政權統治者劉淵劉耀，他們自稱姓劉，國号爲漢，但卻是貨真價實的匈奴人。他們稱帝的理由，是因爲曾受漢王朝賜國姓，所以姓劉，國号爲漢，其官制也仿照漢朝制度。至于後趙、前秦、北魏等等政權，稱帝的理由，則是據有了中原，獲得了正統。

這個正統觀，可從《洛陽伽藍記》中的一段記載看出來。公元528年北魏發生内亂，次年梁武帝蕭衍派陳慶之護送魏北海王回國争位。占領洛陽後，在一次宴會上，陳慶之酒醉後說道：“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朝玉玺，今在梁朝。”但是，這套說辭卻被北方的楊元慎當場反駁，楊認爲北魏雖起于朔漠，但是如今“膺箓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爲鎮，四海爲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并迹；禮樂憲章之盛，淩百王而獨高。”一番話讓陳慶之“杜口流汗，含聲不言”。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之後隋唐乃至宋，曆朝皇帝的權威來源，要麽是承續前朝，要麽是占據中原，而這樣的權威則都是以維護東亞政治秩序爲己任。各朝強弱不同，但這一政治秩序是沒有變化的。如契丹遼朝之建立，在成爲遼之前，其國号是大契丹，首領稱可汗。即使石敬瑭獻出了幽雲十六州，稱臣稱子，也沒有改變。直到石敬瑭的兒子石重貴和契丹翻臉，契丹出兵滅了後晉，契丹軍占領開封之後，才立國号爲遼，耶律德光才稱帝，這便是遼太宗。至于金朝，其稱帝過程雖然非常繁雜，但基本上是以滅遼爲根據，即所謂“代遼而起”，加之占有中原，故仍被視爲或自視爲有正統之名。

元代是在正統問題上争議最大的朝代。争議大是因爲其特殊，而其特殊是因爲他是曆代北方遊牧民族第一個打通了三大政治秩序闆塊的。蒙古人在崛起時，原本和其他民族沒有區别，都是南下的。但沒想到在攻打金朝過程中，其商隊被中亞花拉子模的邊将截殺，而使者交涉無效，于是成吉思汗開始西征。也許是蒙古人運氣好，當時不僅是東亞，而是所有政治秩序闆塊的強國都在衰落。這一西征，便摧枯拉朽，一直打到了多瑙河。而蒙古人便接受了三大政治秩序闆塊的成果，其帝國也就展現了世界帝國的風貌。

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世界帝國終究不能長久，于是蒙古帝國僅維持了五十四年。待到第四任大汗蒙哥去世後，帝國分裂，身處各政治秩序闆塊之中的蒙古人不得不分别歸于各政治秩序。伊兒汗國、察合台汗國歸于波斯-阿拉伯政治秩序，金帳汗國介于波斯-阿拉伯和歐洲之間，而忽必烈和他的子孫便歸于華夏政治秩序。這便是元朝的建立。

元朝被很多學者認爲并未儒化，也就時沒有接受傳統的東亞政治秩序，這是不對的。從忽必烈開始，便以皇帝自居，雖然政府高層均用蒙古人，但身任宰輔者，大多都是儒化者。

筆者曾撰文指出，元代儒化宰輔有17人，雖然僅占元朝447位宰相的3%，但元代宰相制度中，左右丞相、參知政事、平章政事乃至左、右丞都被稱爲宰相，而實際能夠秉政者則不多。這17人中，任中書右丞相者10人，兩次入相者2人，獨相者2人，任期超過10年者3人，17人累計任職時間達94年，相對于108年曆史的元朝，已占近87%的時間，其對元朝曆史的影響，遠遠超過了非儒化者。至于制度、文教、社會倫理等等，與之前曆朝并則無較大變動。

此外，元朝的建立，實現了空前的大一統，也将傳統的政治秩序闆塊進了擴大。比如，在元朝之前，西藏（當時稱吐蕃）并未進入這一政治秩序當中。但從元朝開始，直至明清，西藏完全接受了這一政治秩序，在元、清兩代是既接受冊封，也接受統治，明代也接受三大法王和五大俗王的冊封。

可以說，儒家學說爲核心所形成的政治秩序，便是中華文明得以傳承數千年而不中斷的保障。“華夏”并非王朝，亦非民族，至少在近代民族主義出現之前，它是一個世界，是一個獨立于其他文明圈和政治秩序闆塊的完整的世界。也隻有在這一基礎之上，“中國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創造”這句論斷才不會流于空論。

三、近現代中國國族認同建構中的儒家擔當

自清王朝崩潰之後，亦即現代民族主義勃興之後，傳統的政治秩序不複存在，如何整合一個現代的多民族國家便成爲一個難題。世界另外兩大政治秩序崩潰後，以民族主義爲新的黏合劑，在其原有闆塊中形成了一個個民族國家。但中國情形不同，其原有闆塊的主體，并未因原有政治秩序的崩潰而分裂爲諸多民族國家，除少部分因外力作用而分離之外，都留在了中國的框架之内。那麽，作爲保留了原有政治秩序主體的基礎上，面對民族主義的興起，民族與國家，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種種不适和調和便随之産生。

時至今日，從“驅逐鞑虜”到“五族共和”，從“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到“各民族大團結”，雖經過種種努力，可面對現在日益複雜的思想輿論環境，“國族認同”仍未能塵埃落定。儒家既然是曾經政治秩序的締造者和維護者，那麽在儒學複興的今天，儒家應該對這一問題有較爲積極的應對。

筆者認爲，首先，應在于重新梳理中國曆史，将現代民族主義與古代政治國家予以區分，讓人們，尤其是青年人了解古今之區别，對華夏文明有準确的定位。

其次，是要重新定位“華夷之辨”。在今天，很多極端民族主義者将“華夷之辨”對外看成是意識形态對立，對内則看成民族之間的分野，并将這種對立和分野看作是黑白之分，截然敵對。其實不然，今天應該更強調人類的普世價值。試想，曾經的東亞政治秩序，在古代社會本就代表着規則、秩序、安全，就是那個時代的普世價值，是否認可這種價值，便是夷夏之間的區别。到了今天，則有全世界所認可，也符合中國傳統的普世價值。

其三，則是應該将傳統的政治秩序進行新的闡釋，使之有新的活力，從而消解民族主義的負面影響。近代民族主義預設了各民族和國家在主權和文化上的平等與相互尊重，但其負面影響則是産生狹隘的民族精神視野，尤其在中國這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若各民族都刻意強調本民族的精神視野，則必然增加離心力。那麽，超越民族主義的更爲廣闊的精神視野應是消解這一負面影響的良藥。